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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禦，遂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系父之體， 類聚歸一。若夫製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繳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才役，才歸即去國，尤袤以《高宗皇帝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銀牌使者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為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雲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給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廄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雲始複舊制，然則非起於虜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
省錢百陌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奸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 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二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 猶有隨俗至于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絹錢，定以七十七為百。
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自余州縣官民所當得，其出者每百才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者每百為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雲。
舊官銜冗贅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余習，故階銜失之冗贅，予固已數書之。比得皇祐中李端願所書「雪竇山」三大字，其左云：「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凡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散階、檢校官、持節、憲銜、勛官、只雲「鎮潼軍承宣使」六字，比舊省去三十五，可謂簡要。會稽禹廟有唐天復年越王錢鏐所立碑，其全銜九十五字，尤為冗也。
吏胥侮洗文書郡縣肯史，揩易簿案，鄉司尤甚。民已輸租稅，硃批于戶下矣，有所求不遂，復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鈔為證，則追逮橫費， 為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台省亦然，予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後擬雲「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蓋初書黃時全文，故宮告院據以為式，其制當爾。而告身全銜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予以語吏部蕭照鄰尚書曰：「如此則學士系銜在官下，于故事有戾，今欲書謝表，當如何？」蕭悚然。旋遣部主事與告院書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來，則已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一「充」字，於行內微覺疏，其外印文，濃淡了無異，其妙至此。
宣告錯誤士大夫告命，間有錯誤，如文官，則猶能自言，書鋪亦不敢大有邀索。
獨右列為可憐，而軍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檢詳密院諸房日，有涇原副都軍頭乞換授，而所持宣內添注「副」字，為房吏所沮，都頭者不能自明。兩樞密以事見付，予視所添字與正文一體，以自兩樞曰：「使訴者為奸，當妄增品級，不應肯以都頭而自降為副，其為寫宣房之失，無可疑也。」樞以為然， 乃為改正。武翼郎李青當磨勘，尚左驗其文書，其始為「大李青」，吏以為罔冒，青無詞以答。周茂振權尚書，閲其告命十餘通，其一告前雲「大李青」， 而告身誤去「大」字，故後者相承，只雲「李青」，即日放行遷秩，且給公據付之。兩人者幾困于吏手，幸而獲直。用是以知枉鬱不伸者多矣！ 軍中抵名為官紹興以來，兵革務煩，軍中將校除官者，大帥盡藏其告命，只語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沒者，亦不關申省部除籍，或徑以付他人，至或從白身便為郎、大夫者。楊和王為殿帥，罷一統領使歸部，而申樞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許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冒轉，續以戰功積累，今為武顯大夫，既已離軍，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職位。」超詣院訴，而不能為之詞。予檢詳兵房，為言曰：“一時冒與，自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 固非此人當得。若武翼之後，皆用軍功，使其戰死於陣，則性命須要超承當。
今但當剋除不應得九官，而理還其餘資，庶合人情，於理為順。”兩樞密甚然予說，即奏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