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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於道。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益，徒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
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絶滅；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覊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
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
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厥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並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禦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眾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地為州縣。魏徵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數有商胡，稱其遏絶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為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
黃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後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遠塞，中國分離。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方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高昌涂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
《易》雲『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鬚髮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征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疏奏，不納。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警急，雖不足為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朕立麹文泰子弟，依舊為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朕恆以此二事為誡，寧得忘所言者乎！」
卷十 行幸第三十七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東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無不悉然。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傍。人力不堪，相聚為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復己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誡。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