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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備船械。洋人所以悍然與我為難者，非不知中國民心之固結也。群匪蕩平以後，非不知我兵力尚強也，而敢於如此，特謂彼能來，而我不能往耳。故備輪船為亟。我不能空舟而破敵，則槍炮機器，不容不具，故備械亦亟焉。閩滬船廠設立有年，商船頗多，兵船太少。臣以為目今要務，全在戰守，兵船為亟，商船尚在其次。夫招商輪船，原藉以分洋人之利，辦理具有苦心。但從來營利之舉，官辦必難持久。船政總理大員，屢行更換，經管多人，頭緒紛雜，照察不及，久則弊生，且帑項有限，擴充為難。今當成效漸著之時，人人知有利可圖，宜廣為招徠，使富商聞風踴躍，湊股合辦。增一駕駛出洋之船，則中國多獲一船之益，外洋即減一分之利。惟商民以成本重大，兼畏風濤，圖利之心，不敵避害之心，又當以爵秩獎勵之。今外捐已停，名器貴重，鼓舞之權，端在於此。可否明定章程，將每船製造修理，往來駕駛之費若干，運載貨物之利若干，由船局綜核開載，刊佈各省，俾人共曉，然並令督撫仿鹽務招商之例，廣諭天下，以朝廷修明船政之意。凡鳩貲造一船出洋者，照軍功例酌予級紀，駕駛三年獲利富厚者，酌賞頂帶虛銜，船多而年久，賞亦遞加。人知有利可謀，有賞可勸，又有船政大員為之維持，兵船為之保衛，公家初不利其絲毫，孰不欣然樂從。將來風氣大開，于損外益內之舉，自有實效。西人富強，全在官商一體。國朝海禁森嚴，商民不准出洋貿易。今事非昔比，則因敵之利，而求所以制敵之方，當先通商之情，而後他日資商之力。
至兵船如何制辦，督撫中如李鴻章、沈葆楨、丁日昌等皆講求有素，自必擇精語詳，非臣愚所敢擬議。然竊聞英法俄諸國，皆以鐵甲船擅勝，各有數十號，美國前有四十餘號，近年以為可以不用，大半分售各國，專造一種碰船，其前鋒利如錐，遇鐵甲船直前撞之，轟然洞孔破裂。若日本木質鐵甲船，所蒙之鐵，厚僅三四寸許，以此破之，更易矣，將來出洋征剿，自應有鐵甲船十數號，為攻戰之需，目前經費不充，似可仿照美國，先備碰船數十號。計鐵甲船一號，費在百萬金以上，碰船約二十餘萬金。省一鐵甲船，可辦碰船五六號，以之防海制敵，可期得力，即防衛出洋商船，保護海運漕米，均足恃以無虞。至各省製備小輪船太多，增一船即多一船管帶之人，支銷之費，此等船隻，既不能內河緝捕，又不能出洋戰剿，徒資應差靈便，無大利益，宜停此後增備，以節虛靡刂。大抵外夷舉事囂張特甚，然利在上下同心，猛鷙堅忍，勢有必至。中國辦事鎮靜有餘，然病在情意隔閡，瞻顧推諉，終於無成。嘉慶十一年正月，粵省奏報，路臣嘴咂國，即俄羅斯，有商船來廣，諭令嗣後申明定例，杜其再至。時俄人本有恰克圖貿易舊章，而意重趨利，不憚深謀遠越，其能致富強，亦即在此。泰西諸邦，美布最為後起。美主華盛頓于乾隆四十三年，據英國亞美利加之地以立國。四十九年即遣商船至中國購茶，五十九年造戰艦，嘉慶十二年作輪船，又十數年，興利之事大備，強盛埒英法矣。布主佛得力於康熙四十年，由日耳曼屬國自立為國，其孫福達利弗修武備，再世積弱，至嘉慶十一年，為法人所襲，由是重困。同治以後，威令姆大修船械，一戰而踣法王，遂為強國，由是言之，國無大小，惟視自立何如。烏有堂堂天朝，而轉遜謝于海外么麼之理哉！
各省設立機器局，原以學制諳習，免臨事購買，為人把持。雖糜耗于目前，必程功于異日。丁寶楨設局川省，奏明準行，迨恩承等查辦，又復奏撤。一主利用，一主惜費，朝廷兩議並從，原屬虛衷博採。但各省設局制辦，獨川省因人言頓止，帑項既已虛擲，政令亦不畫一。是講明西法之舉。朝廷尚不能自信，何以使人共信。臣竊意現當安內攘外之時，不少變通盡利之事，動牽異論，安有成謀。況遇事出以游移，疆吏之勇往者，無所遵循。苟安者遂其諉卸，天下杜多不興之利，不除之弊，斯則望聖主持權于上，樞臣力贊于下也。康熙中議開陶莊，引河不決，乾隆時開之，而河漸北徙。嘉慶中議行海運不決，道光時行之，而利賴至今。非常之事，始共驚疑，待其成而後信。臣亦願朝廷于製備船械，持定見而開群惑也。至于水雷、炮台、電線、鐵路，防海所不可少，皆當次第籌辦，而船廠量移腹地，免致有警時徙置為難，尤其當務之急者矣。
以上四條，士氣宜振審敵情，而後有致力之端，船械宜備籌經費，而後得開辦之具。四者之中經費為亟，當於此專力圖維勇，決於初基，而後不匱于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