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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紱請嚴禁銅疏云：錢文入銅鋪之爐，即化為銅。而未化之前，原系制錢，不可得而捕也。既化之後，已成廢銅，又不可得而捕也。惟禁斷撻造銅器之鋪，則銷毀亦無所用，而銷毀之弊，不禁而自除矣。今現在功令，止禁黃銅，未禁白銅與紅銅也。議者以白銅非制錢所用。不知今之所謂白銅皆黃銅也。議者以紅銅非制錢所化。不知今之紅銅，皆黃銅也。銅為錠錁，煮以藥水，可為假銀，豈不能為白銅？嘉興洪爐以藥水染之，作古銅色，豈不可充紅銅？故臣謂今所行紅白銅，皆黃銅也。臣請自鑄鏡及樂器而外，一切撻造黃銅白銅紅銅之鋪，盡行禁絶，犯者發充邊遠，則國實流通矣。
戶部尚書海望奏：言錢文為民間日用所需，近年以來，鼓鑄無缺，價值昂貴，建議者莫不多求禁銅之法，而奉行不善，易滋弊竇。夫銅器久布民間，一旦禁之勿用，則其情不便。胥吏藉此需索，刁民藉此訛傳，得賄則賣官法，不得則人人罪，搜括難盡，用法不均其弊一也。民隱既難上聞，有司未必皆賢，民間交納銅器，或有侵蝕扣克，僅得半價者，或有除去使費，空手而歸者，名為收銅實為勒取，其弊二也。此等銅質，本極粗雜，加之銷壞，一經錢局化，折耗甚多，所得不償所失，其弊三也。又況黃銅，乃系紅銅白銅配搭而成，是以百萬斤之黃銅器皿，其中即有紅銅五十六萬斤。今禁黃銅而不禁紅銅，是較之未禁之先，銅又多費，而適以昂其價，直速其私毀，故既禁黃銅之後，白銅甚多，皆奸匠銷毀制錢，攙藥煮白，以成器皿，其弊四也。
按禁銅之令，自古行之。漢賈誼以為七福可致，唐劉秩有五利之說，考之前史，並申禁令。若我朝銅產豐饒，礦冶之利，自足以流轉而不窮，原無藉民間所有之銅，以充鼓鑄。然欲絶私鑄私毀之源，不得不嚴銅器之禁。雍正四年，嚴禁造用黃銅器皿。是時每銅器百斤，官給價銀十一兩九錢，而贏鑄錢除工料外，以每串為銀一兩計之，實止得八兩四錢有奇。故同一禁銅也，古者專欲為利於上，而我朝之暫行于一時者，專欲止弊於民。海望請罷銅禁，恐其擾累於民，然苟能嚴飭官吏，何至累民？且行之數年，銅器收畢，胥吏亦無可騷擾矣。至于黃銅，能變而為白銅，自當並紅銅白銅而禁之，不當因此而並黃銅罷之，海望李紱二疏，論者終以李疏為是。
邱家穗銅鈔議曰：錢法之所以壅滯不行者，非患其太簡，而失之重，即患其過繁，而失之輕也。要存權為母子之制，而簡以統繁，繁以分簡，俾其輕重兼行，以相為流通而已矣。今天下之錢，大率準于漢之五銖，唐之開元。而無前代甚輕甚重之患。然猶慮其勢日趨于輕，而不足以為重者，以其一文僅當一厘之用，繁而不簡，分而無統，而子母之制不立故也。竊見自漢武令諸王侯制白鹿皮為幣，而後人易以楮，至宋元明三朝始有交子、會子、寶鈔之法，皆自一貫至百千貫，以代現錢之用，究其為制，不過方尺之紙，印文其上，而可以易數十百錢之物，其費省于錢十倍，而利用無疆，又不啻過之。顧楮之為弊也，用勞而易毀，質薄而難全，而其上刊有定式，專視區區之印文，以為照驗，即使製造者極其工致，而傳染未幾，已歸於斷爛而不可以復辨，上之人，始不得已屢取而更造之，而新陳出入之間，動多詐偽抑勒，不可禁止。如前明行寶鈔法，每一貫準錢一千，銀一兩，曾未及中葉，而已漸輕漸減，其後一貫之鈔，不足抵一二文之用，竟以字跡漫滅，濫惡不堪而罷。蓋以累朝數十百年之永利，而終莫之能守者，由此故也。竊謂鈔法之廢久矣，苟欲神明變通，而為可久之計，固不必襲紙幣之虛名，亦不當用虛薄易爛之紙，莫若取白銅之精好者，銷鑄為鈔，如今之錢式，而稍加重大，鏤以文字面曰康熙寶鈔，背曰準五準十之類，以至準百為止，而其孔中則別之以圓，取其內外圓通，流行錢法之意。要使內局自鑄，定為一式，輕重纖毫；不容增減，以杜偽造之弊，用是雜行于散錢之中，有鈔為母，以統錢之繁。有錢為子，以分鈔之簡，既不若前明寶鈔之易爛，而又可收宋元交子會子之用。其亦庶幾古人作輕作重之意，而足以救古人錢法之靡也歟！
按銅鈔與古人之鑄大錢無異，此法非嚴禁銅立造偽之賞，殆不可行也。且至于當百而止，則民猶未便，豈若紙鈔之無窮乎？
彼特患霉爛耳。不知易於霉爛者，因其製作苟簡，而行用多也。若鈔值既重，則行用較少，盡可裝潢成卷，藏之以函，又豈患其易弊哉！且既行紙鈔，又可兼鑄當百大錢也。
陸世儀曰：今朝廷用錢，每便于發，不便于收，此由純用小錢，無子母相權之法故也。愚謂今後官民交易，勢當用錢者，小錢難於個數，竟用當十大錢，出入瞭然，無耗損兌折之弊，亦一法也。又曰：宜于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州處，設立銀特司，朝廷發官本造號券，令客商如來者，納券取銀，出入之間，量取路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朝廷有歲收之息，似亦甚便。
高珩曰：鑄當十當百之錢，則可以輕賫而遠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