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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與杜衍子書自謂：「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于久遠，恐難滿孝子意。」又言：「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又言：「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作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嘗異，修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為鑒。」別一書云：「所記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于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觀修言，作志亦大難矣。凡墓誌、神道，皆國史所據以示後世者也。文如韓、歐其人者不世出，而史則不可以或闕。不可或闕，而又無可信之碑誌以為據依，則信史不更大難乎！觀修為杜衍作志，其斤斤自明如此，蓋以時俗不能曉信今傳後之義，徒欲躋其父祖與聖哲比肩，必銘功悉太公、頌德皆仲尼而後快，不知空言無實之名非所榮也。徒使平昔一言一行之善猶可勵俗而興行者，轉因繁言浮詞致晦昧湮亡而莫可問。迨史氏稽集於數十百年之後，濟濟皆太公、仲尼，而考其實，茫然無所得。既總無可信，則必以意為軒輊，黨其所親而毀其所怒，甚至苞苴請謁行焉。而古今是非之公，不獨泯于當時，而且泯于萬世矣。修之慎重不苟然者，豈為一己之私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