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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況于此兩路，聚大眾，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于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鑒橫壟，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壟至海一千餘里，歸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並三大役，倉卒興為于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壟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
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于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于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眾，于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慾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豐年餘力，漸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于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修河第二狀〈至和二年〉】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台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雲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壟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埽，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
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于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于滑州天台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于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令水復故道。已而又于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于橫壟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壟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橫壟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于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壟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雲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雲銅城已東地勢鬥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壟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