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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于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塚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跡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于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于經者五萬餘人，而裡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于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于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于《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採者，豈所謂鬱鬱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于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于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于眾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于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于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于大體，則為繁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于眾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今自宰相至于州縣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慾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于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跡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說，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異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己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必改，故曰「改過不吝」。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已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為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