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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較其心跡，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于有為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跡，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于一也。其于正統，絶之何疑。
【或問〈康定元年〉】
或問：「子于《史記·本紀》，則不偽梁而進之，于論正統，則黜梁而絶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
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于《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于《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于彼而抑于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為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偽，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于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偽哉？故于正統則宜絶，于其國則不得為偽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于《史記》不沒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于六經，不道于聖人，而子論之，何也？」
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主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為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跡而論之，所以息爭也。」
或者又曰：「論必據跡，則東周之時，吳、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
曰：「東周正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附論七首·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
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于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論者于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
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
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跡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為偽。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
正統之說肇于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于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為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于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
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于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為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為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為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為左驗。至于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
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正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