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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自治市的自由民擁有權力和財政資源，他們通常從國王那裡獲得皇家特許狀；特許狀準許他們組成單獨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體的權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簽定協議，擁有自己的市政廳、法院以及市外屬地。皇家特許狀還準許商人和工匠組織行會，或自願同盟會，用以自衛和互助，其中包括對產品標準、價格和工作時間的規定。因而，城市逐漸被公認為新的社會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約。這一點在下面這個慣例中得到反映：如果一個農奴逃到城市，在那裡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為自由人。
正如當時的俗話所說的那樣：「城市的空氣能使人自由。」
在某些地區，一批批城市聯合起來組成聯盟，這些聯盟成為強有力的政治及經濟統一體。當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圖強迫意大利北部的米蘭、佈雷西亞、帕爾馬、維羅納等富庶城市納稅，並接受帝國管轄時，這些城市便結成倫巴第聯盟；聯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進行了反對皇帝的戰爭。同樣，
1350年，不來梅、呂貝克、斯德丁、但澤等波羅的海沿岸的
90個城市組成了漢薩阿盟，反對海盜，迫使外國承認它們的商業特權，實際上壟斷了北歐的貿易。
這一發展給歐洲商人帶來了地位及權力，這在歐亞大陸是獨一無二的。例如，在中國和印度，商人被視為下等人和不受歡迎的人：在西北歐，商人則擁有社會地位，其財富和政治權力也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長。在中國，各時代的商人在衣着打扮、攜帶武器、騎馬乘車和擁有土地方面受到種種限制；他們將商品從一處運到另一處、被認為是非生產性和寄生性的活動，他們被置於社會底層。同樣，在印度，由於印度教強調放棄財產，商人毫無聲譽。
在印度，最理想的人物不是賺錢造宅第的、忙忙碌碌的商人，而是坐墊子、吃大蕉葉、無物質財產牽累的神秘主義者。因此，在東方諸帝國中，商人毫無機會上升到當權者的地位。中國是學者主管行政，日本是軍人治理國事，馬來西亞地區和印度拉傑普特諸國是地方貴族管理國家，但沒有一個地方是由商人當權的。
是的，沒有一個地方，除了歐洲。在歐洲，商人的政治權力及經濟力量正穩步增長他們正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志帝國自由市的參議員、荷蘭的州長。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政治關係意味着國家更加重視、更加始終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後來的對外冒險事業。
五、民族君主國的崛起
到
10世紀時，西歐已變成封建小國的聚集之地；這些封建小國一點一點地獲取巴滅亡的查理曼帝國的土地和權力。以後幾個世紀中，幾種傳統和勢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們不斷地與常領有較大封地、行使較多權力的封臣們相衝突。教俗封建公國揭出了棘手的敘任權問題。
諸城市有時結成象倫巴第聯盟和漢薩同盟那樣強大的組織。它們都以自己為中心；然而其時，還存在着一股與它們相對抗、正在為實現一個以羅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繼承人「羅馬」皇帝為首的統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奮斗的勢力。這些互相衝突的勢力錯綜交織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產生了各種水平的同盟和聯盟，它們無限多樣、不斷變化。
廣義地說，查理曼死後，西歐政治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
9至
11世紀，教皇和皇帝一般說來是合作的。教皇幫助皇帝反對德意志世俗貴族；作為回報，皇帝支持教皇反對與羅馬教皇的權力相對立的拜占廷勢力。
1073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任職，羅馬教皇的權力開始達到頂峰。
為爭奪日耳曼主教的敘任權，教皇和皇帝發生衝突，結果格列高利獲勝，從而削弱了帝國的行政和皇帝的權力。到
13世紀，教是英諾森三世實際捲入了歐洲各國的事務之中，國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廢黜。他宣稱：「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脫不了教皇的關注和控制。」兩個多世紀以來，尤其由於虔誠的法王和英王相繼即位，羅馬教皇通常被認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統治者。
羅馬教皇的最高權力，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手中突然戲劇性地結束了；卜尼法斯八世曾頒佈《教皇訓令》
1202年，堅定地闡明教皇權力至上的學說：「我們要聲明，要陳述，要解釋，要正式宣告，服從羅馬教皇的統治，是眾生得救所完全必需的。」但是，前幾個世紀中所能接受的東西，這時卻不再合人心意。諸君主及其議員們把國家繁榮看得比教皇的願望更重。卜尼法斯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脅和虐待，受辱後不久便死去。
1305年，法國大主教當選為教皇，稱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羅馬，而是以法國東南部的阿維尼翁為教皇駐地。此後
70年間，阿維尼翁教皇受制於法王，失去了前輩在天主教世界中的統治地位。
歐洲君主新權力的獲得，極大程度上取決於同新興的商人階層的非正式聯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財政援助和管理才幹，成為國王的內待、監工、帳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幣廠經理等。最初，這些人組成國王的王室，主管國王私人事務。如今，隨着王室成員被派去管理整個王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發展起來。
更明確地說，它與某些代議制議會一起，為官僚機構、法院和稅收制度打下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