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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象皇帝們採納基督教是為了促進社會統一那樣，他們採用華麗盛大的東方宮廷禮儀也基于這同一原因。戴克里先與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稱號的奧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喬維安，意即朱庇特在塵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後，也擺出付神聖的架式。自此以後，皇帝們的權力被認為是從神那裡得來的，而不是公民們授予的。因此，現在的朝廷儀式使皇帝顯得遙遠而不可接近。
皇帝頭戴飾寶石的皇冠，身穿鎮金的紫綢長袍，所有臣民都須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數權貴在得到準許時可吻皇帝長袍的邊。帝國高級官吏也同樣享有榮華富貴——掌管財務的人成為「負責神聖的賞賜物的伯爵」，帝國議會被稱為「神聖的參議會」。
3世紀和
4世紀的皇帝們採用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擋帝國的衰落。如果光憑決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們原本可取得驚人的成功。實際上，他們確也多少穩定了形勢，但只是暫時的。他們作巨大努力的最後結果是延緩而不是避免了帝國的滅亡。
從
406年起，西羅馬的皇帝們已無力阻止高盧、西班牙和非洲的法蘭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的長期的大規模入侵。他們也未能制止
410年和
450年蠻族人兩度洗劫羅馬這一最大侮辱。最後，也就是
476年，西羅馬最後一個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圖盧斯在日耳曼即匈奴僱傭軍軍官奧多亞塞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
這一事件雖然現被普遍地當作西羅馬帝國滅亡的標誌，但在當時，只是說明帝國長達兩個多世紀的分崩瓦解的過程已告結束，並沒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瞭解「羅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動亂這一傳統說法，那就必須確定這一長期然而無情的衰落，直至湮沒無聞的過程的動力是什麼。
充當應對「陷落」負責的工具的，當然是日耳曼蠻族。因而，有位法國歷史學家斷言說：「羅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殺的。」這一判斷可找到一些理由證明其正確性，尤其是如果至今還記得：在較早世紀中被稱為日耳曼人的無數小部落後來合併成法蘭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的較大的政治單位。然而，即使那樣，也不是不可抵擋的遊牧部落全憑數量上的優勢掃除一切。
歷史學家們估計，入侵意大利的東哥特人只有
10萬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自南部的前開德人也只有
10萬左右，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北非的汪達爾人總共才
8萬，占該地區土著居民的
1%。
所以，問題仍然是——羅馬為什麼會「陷落」？最近，有位美國歷史學家說：「雖然戰爭顯然是滅亡的原因但帝國的機質性病是經濟。」實際上，這一「機質性病」不僅在羅馬帝國，而且在諸希臘化國家、古典希臘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見到。它們都為生產率低下這一基本問題所折磨。生產率低下是因為，在取得諸如冶金術、犁、輪子、帆和太陽曆這些核心發明的新石器時代之後，未能大大地促進技術的發展。
技術阻滯不前的根本原因看來在於奴隷制度，奴隷制度是所有這些文明的普遍公認的組成部分。甚至在古典希臘，雖然那裡的奴隷制度從未象在羅馬那樣猖獗過，但如前所述，亞裡士多德已宣稱，有些人生來是統治者，有些人生來是被統治者；如果後者拒絶接受預先注定的命運，那麼象追獵「野獸」一樣追逐他們直至捕獲，「自然是正當的」。
奴隷制度的影響是有害且多方面的。它使奴隷失去改進其所操行業的傳統操作方法的積極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隷勞動力可獲取，它也使主人喪失促進技術革新的動機。因而，在韋斯巴薌統治時期，當在令羅馬聖皮特羅廣場堅立一座方尖碑時，雖然當時有位發明者提出了一項可以大大方便豎碑的技術措施，但皇帝為了不讓奴隷們有空可閒，寧願讓他們繼續從事體力勞動。同樣，水車雖然早在公元前
1世紀已為帝國東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
4世紀奴隷來源枯縮之時，才為羅馬改採用。
佔有奴隷的社會自然傾向于把體力勞動與奴隷相聯繫，從而認為從事體力勞動有損于自由民的尊嚴；這種傾向也是同樣有害的。古希臘散文家普盧塔克說，偉大的阿基米德並不認為發明各種軍用機械是值得他認真研究的，而僅僅把它們看作是他研究幾何學時的消遣。不過，他也沒有完全做到這一步，因為錫臘庫薩國王希倫一再懇求他，要他將自己的學問從抽象運動轉向實際事物，並要他通過將自己的推理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使它們更易為大多數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轉向後來備受推崇的一門學科——力學的是歐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們通過切合實際的試驗和運用各種工具進一步證實，某些問題以當時的理論根據是不可解決的。但是，柏拉圖卻極為憤怒，痛斥他們，說他們貶低、敗壞了優秀的幾何學，讓幾何學由非物質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為物質的、實用的東西，迫使幾何學去利用物質，從而需要有大量體力勞動介入，使幾何學成為奴隷們從事的對象。結果，力學與幾何學相分離，並長期受到哲學家們的鄙視。
奴隷制度通過這些不同的方面，在實行平等主義的新石器時代之後的數千年中，不斷地阻止技術革新。奴隷制度對國內市場也起了抑制的經濟影響，因為奴隷顯然無力購買自己的勞動成果，這就限制了國內購買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