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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召嘉淦來京，以侍郎候補。九月，授吏部侍郎。十一月，遷都察院左都禦史，仍兼吏部。嘉淦以上初政，春秋方盛，上疏言：「臣本至愚，荷蒙皇上聖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一得之慮；而每月以來，捧讀聖訓，剴切周詳，仁政固已舉行，臣愚更無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鰓鰓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陰極盛而陽生，陽極盛而陰姤。事當極盛之地，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行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主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非譽則逆，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盻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此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主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非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為無足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閲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逾，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主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為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臨禦，如日中天，豈惟並無此弊，抑且並無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原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慾望人繩愆糾謬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聖心自懍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爭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取捨之極定，夫而後眾正盈朝，太平可睹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為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厲志為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慰。此念一轉，初亦似於天下無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或不自知而為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驕泰即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乎此矣。」疏上，上嘉納，宣示。遷刑部尚書，總理國子監事。河南鄭州有疑獄，命使者往勘，仍不得實。上命嘉淦往訊，得其冤狀十餘人盡脫之。乾隆三年四月，遷吏部尚書，仍兼管刑部事。九月，直隷總督李衛劾總河硃藻貪劣誤工，命偕尚書訥親往鞫，得實，論如律。
十月，授直隷總督。時畿輔酒禁甚嚴，罹法者眾。嘉淦疏言：「前督李衛任內，一年中獲私釀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餘名。臣抵任一月，獲私釀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餘名。此特申報者耳，府、、州、縣自結之案，尚復不知凡幾。吏役兵丁已獲而賄縱者，更不知凡幾。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鄉保鄰甲、沿途店肆、負販之屬牽連受累者，又復不知凡幾。一省如是，他省可知。皇上好生恤刑，命盜案自罹重闢，尚再三酌議，求一綫可原之路。今以日用飲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釀為利藪，百姓弱者失業，強者犯令，鹽梟未靖，酒梟復起，天下騷然，殊非政體。臣前言酒禁宜於歉歲，不宜於豐年，猶屬書生謬論。躬蒞其事，乃知奪民之貲財而狼藉之，毀民之肌膚而敲撲之，取民之生計而禁錮之。饑饉之餘，民無固志，失業既重，何事不為？歉歲之不可禁，乃更甚於豐穰。周禮荒政，舍禁去譏，有由然也。且也酒禁之行，無論適以擾民，而實終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擾，且能永禁，而於貧民生計，米穀蓋藏，不惟無益，抑且有損。夫作酒以糜穀，此為黃酒言也，其麹必用小麥，其米則需睟稉，皆五穀之最精。若燒酒則用高粱，佐以豆皮、黍殻、穀糠，麹以大麥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殻、穀糠之屬，原屬棄物，雜而成酒，可以得價，其糟可飼六畜。化無用為有用，非作無益害有益也。今欲禁燒酒而並禁黃酒，則無以供祭祀、賓客、養老之用。若不禁黃酒止禁燒酒，省大麥、高梁之粗且賤者，而倍費小麥、睟稉之精且貴者，臣所謂無益於蓋藏也。百工所為，皆需易之以粟，太貴則病末，太賤則傷農，得其中而後農末俱利。故農有歉荒，亦有熟荒，十年以內，歉歲三而豐歲七，則粟宜有所泄，非但積之不用而已。今北地不種高粱，則無以為薪、席、屋牆之用，種之而用其稭稈，則其顆粒宜有所售。燒鍋既禁，富民不買高粱，貧民穫高粱，雖賤價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為必需之物，則必賣米穀以買黃酒。向者一歲之內，八口之家，賣高粱之價，可得七八兩，今止二三兩矣；而買黃酒之價，則需費七八兩。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等物堆積而不能易錢，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糶米麥。糶而售，則家無蓋藏；糶而不售，則百用皆絀。臣所謂有損於生計者此也。小民趨利，如水就下。利所不在，雖賞不為。利之所在，雖禁彌甚。燒鍋禁則酒必少，酒少則價必貴，價貴而私燒之利什倍於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爭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本為民生計，而滋擾乃至此，則立法不可不慎也。」疏上，詔弛禁。
民王宰謀得諸生馬承宗產，賄太監劉金玉等投獻貝勒允祐門下，嘉淦疏請交刑部具讞，上嘉其能執法。民焦韜被誣坐邪教，株連者數百人，嘉淦白其枉。民紀懷讓食料豆汁染衣，會村有賊殺人，偵者以為血，誣服。決有日，正定知府陳浩廉得冤狀，嘉淦親鞫，雪懷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