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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物，也即同聲附和，盡令靳氏一力做去。兩巡閲使駐京半個月，分電各省督軍，採集時議。這是表面上的虛文。各督軍派遣代表，趨集天津，曹、張就此出京，由靳雲鵬送至津門，即與各省督軍代表，晤商一宵。
各代表統順風敲鑼，何人敢持異議？那時曹、張喜氣洋洋，分道自歸原鎮，靳總理也即還京，各代表亦統回本省去了。
自靳總理還京以後，便想把南北統一計劃，積極進行，無如南方軍閥，已是黨派紛歧，比前次議和時候，還要為難。滇、黔、粵、桂各成仇敵，舊國會一部分議員，離粵赴滇，自開國會，議決取消岑春煊政務總裁職務，補選貴州督軍劉顯世為政務總裁。一國中有三國會，如何致治？劉本為廣東軍政府選入，未曾就職，仍與唐繼堯唇齒相依，不願合入桂系，旋經北京靳總理，及南北議和總代表李督軍，一再電勸，敦促和平，唐、劉二人乃通電各省，表明意見。文云：
西南護法，于今三載，止兵言和，業已二周。因法律外交兩問題，迄無正當解決之法，以致和會久經停頓，時局愈益糾紛。夫維持法紀，擁護國權，此吾輩夙抱之主張，亦國民應盡之天職。顧大義所在，雖昭若日星，而時勢變遷，則真意愈晦，是非莫辨，觀聽益淆。
吾輩救國護法之初衷，將無以大白於天下，而僉壬假借，得以自便私圖，恐國家前途，益敗壞而不可輓救。吾輩為貫徹主張計，謹掬真誠，鄭重宣言，以冀我全國父老兄弟之共鑒，特立條件如下：
甲關於收束時局之主張。
一南北和平辦法，應由正式和會解決。
二和議條件，以法律外交兩問題，為國本所關，須有正當之解決。
乙關於刷新政治根本救國之主張。
一宜將督軍以及其他特設兼轄地方之各種軍職，一律廢除，單設師旅長等統兵人員，直隷于陸軍部，專任行兵及國防事務。
二全國軍隊，應視國防財政情形，編為若干師旅，其餘宂兵，一律裁汰。裁兵事宜，特設軍事委員會，計劃執行。
三實行民治主義，雖在憲法未定以前，宜先籌辦各級地方自治，尊重人民團體，以確立平民政治之基礎，而實現國民平等自由之真精神。上列各條，繼堯、顯世，謹決心矢志，奉以周旋，邦人諸友，其有與我同志者乎？吾輩當禱祀以期。
至地方畛域，黨派異同，非所敢擇也。
據這電文，似乎有條有理，一些兒不存私見，於是北方各省軍閥家，也有覆電相答，表示同情。正是：
豈必心中期實踐，何妨紙上作高談。
欲知覆電中如何措詞，持至下回錄明。
刑賞為國家大典，無論若何政體，要不能有功無賞，有罪無刑。獨自民國成立以來，法律已處於無權，冒功邀賞者，實繁有徒，而禍國殃民諸罪犯，則往往為法律所不逮，就使中央政府，煌煌下令，而逋逃有藪，趨避有方，烏從而緝捕之？試觀日本公使之容留九人，拒絶引渡，無論日使之是否依法，但即中國之刑律而論，已等諸無足重輕之列，有罪不能加罰，何憚而不為亂耶？吳佩孚之主張國民大會，此時尚有意求名，故倡議正大，但言之非艱，行之維艱，即令吳氏坐言起行，恐未必能達目的，況掣肘者之群集其旁也。若夫靳翼青之主張統一，計非不善，滇黔二督之發表意見，語亦甚公，但終不得完滿之結果者也，吾得而斷之曰：
「言不顧行，行不顧言。」
第一百二十回
廢舊約收回俄租界 拚餘生驚逝李督軍
卻說北方各省軍閥家，見了唐、劉兩人的通電，就由曹錕、張作霖兩使領銜，覆電滇黔，也說得娓娓可聽。文云：
接讀通電，尊重和平，促成統一，語長心重，感佩良深。就中要點，尤以注重法律外交為解決時局之根本，群情所向，國本攸關。錕等分屬軍人，對於維持法紀，擁護國權，引為天職，敢不益動初心，勉從兩君之後。所希望者，關於和議之進行，務期迅速，苟利於國，不尚空談，精神既同，形式可略。
此次西南興師，揭櫫者為二大義，一曰護法，一曰救國。南北當局，但能于法律問題，持平解決，所謂軍職問題，民治問題，均應根據國會，及國會制定之憲法，逐漸實施，決不宜舍代表民意之機關，而于個人或少數人之意思，為極端之主持，致添紛擾。是法律問題之研究，當以國會問題為根本，即軍職之存廢，及民治之施行，亦當以國會為根本。現在新舊國會，怠棄職務，不能滿人民之希望；復以黨派關係，不足法定人數，開會無期，而時效經過，尤為法理所不許。
值此時局艱危之際，欲求救濟，舍依法改選，更無他道之可循。果能根據舊法，重召新會，護法之義既達，則統一之局立成，此宜注意者一也。至于中國國家，實因列強均勢問題而存在，國際關係，與國家前途之興亡，至為密切。前次滬會停滯，實以外交問題為主因，即北方內部之紛爭，亦由愛國者，與專恃奧援，不知有國，只知有黨之軍閥，為公理與強權之決戰。
試問自己良心，果能愛國否？差幸公理戰勝，違反民意之徒，業經匿跡銷聲。嗣後中央外交之政策，應以民意為從違。談何容易？在南北分裂之際，無論對於何國所訂契約，皆應舉而訴諸輿論。國本既固，庶政始成，此應注意者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