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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地租一旦取得貨幣地租的形式，同時交租農民和土地所有者的關係一旦取得契約關係的形式，——這種轉化一般只是在世界市場、商業和工業已有一定的比較高的發展程度以後才有可能，——也就必然出現租賃土地給資本家的現象。這些資本家一向置身在農村範圍之外，現在卻把他們在城市中獲得的資本和城
900市中已經發展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即產品只是作為商品，並且只是作為佔有剩餘價值的手段來生產的形式，帶到農村和農業中來。這個形式只有在那些在從封建主義生產方式過渡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期支配着世界市場的國家，才能成為一般的常規。一旦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出現在土地所有者和實際從事勞動的農民之間，一切從農村舊的生產方式產生的關係就會解體。租地農場主成了這種農業工人的實際支配者，成了他們的剩餘勞動的實際剝削者，而土地所有者現在只和這種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發生直接關係，而且是單純的貨幣關係和契約關係。
因此，地租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並且這種變化不僅是事實上的、偶然的(這在以前各種形式內已經部分地發生過)，而且是正常的，是在它的公認的占統治地位的形式上發生的。它已經由剩餘價值和剩餘勞動的正常形式，下降為這個剩餘勞動超過從事剝削的資本家以利潤形式佔有的部分而形成的餘額，並且全部剩餘勞動，即利潤和超過利潤的餘額，現在都直接由他搾取，以總剩餘產品的形式由他取得，並轉化為貨幣。現在，他交給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是他用他的資本直接剝削農業工人而搾取的這個剩餘價值的一個超額部分。他平均要交給土地所有者多少，這種界限是由資本在非農業生產部門提供的平均利潤和由它調節的非農業的生產價格決定的。
因此，現在地租就由剩餘價值和剩餘勞動的正常形式，變為這個特殊生產部門即農業生產部門所特有的、超過資本所要求取得的應優先歸它所有並且通常也歸它所有的那部分剩餘勞動而形成的餘額。現在，剩餘價值的正常形式已經不是地租，而是利潤，地租已經不是一般剩餘價值在特殊情況下獨立化的形式，而只是剩餘價值的一個分枝即超額利潤在特殊情況下獨立化的形式。至于生產方式
901本身的逐漸的變化是怎樣和這種變化相適應的，則不必深入研究了。這一點從下述事實已經可以得到說明：對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來說，土地產品作為商品來生產已經成了正常現象；以前只有超過他的生活資料的餘額才轉化為商品，而現在這種商品相對說來只有一個微不足道的部分直接轉化為他的生活資料。現在，已經不是土地使農業勞動直接從屬於自己和自己的生產率，而是資本使農業勞動直接從屬於自己和自己的生產率。
平均利潤和由它調節的生產價格，是在農村關係之外，在城市商業和工業的範圍內形成的。有交租義務的農民的利潤，不會進入利潤平均化的過程，因為他和土地所有者的關係，不是資本主義的關係。當他賺到利潤，也就是說，當他靠自己的勞動，或靠剝削別人的勞動，而實現一個超過本人必要生活資料的餘額時，這件事是在正常的關係背後發生的，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這個利潤的量並不決定地租，相反地，它本身是由作為它的界限的地租決定的。中世紀的高利潤率，不只是由於資本的構成很低，即其中投在工資上的可變要素占優勢造成的。
這種高利潤率是由於在農村中盛行的欺詐，由於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及其隷屬農民的收入的一部分被人佔有造成的。如果在中世紀，在封建制度沒有象意大利那樣被例外的城市發展破壞的地方，到處都是農村在政治上剝削城市，那末，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例外地是城市通過它的壟斷價格，它的賦稅制度，它的行會，它的直接的商業詐騙和它的高利貸在經濟上剝削農村。
人們也許會認為，只是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在農業生產上的出現就足以證明，從來就要在這個形式或那個形式上用來支付地租的土地產品的價格，至少在租地農場主在農業生產上出現時，必
902然高於工業的生產價格，而無論這是因為土地產品的價格已經達到壟斷價格的水平，還是已經上漲到土地產品價值的程度，而它的價值實際上高於由平均利潤調節的生產價格。因為，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按土地產品的現有價格，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就不可能首先由這些產品的價格來實現平均利潤，然後由同一個價格，以地租形式再來支付一個超過這個利潤的餘額。人們也許會由此得出結論說：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在同土地所有者訂立租約時所遵循的一般利潤率，是在不把地租包括在內的情況下形成的，所以，只要一般利潤率在農業生產上開始起調節作用，就會發現這個餘額，並把它支付給土地所有者。例如，洛貝爾圖斯先生就是按照這個傳統的方法來說明問題的。
但是，
第一：資本在農業上作為一種獨立的和主導的力量，並不是一下子普遍出現的，而是逐漸在各個特殊生產部門內出現的。它首先佔領的不是真正的農業，而是畜牧業特別是牧羊業之類的生產部門。牧羊業的主要產品羊毛，在工業興盛時最初經常會提供一個市場價格超過生產價格的餘額，只是到後來才歸於平衡。例如，十六世紀英國的情況就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