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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看起來都很繁榮的時候，在工資高，物價上漲，工廠繁忙的時候，通常都需要有流通手段的追加供給，以便完成各種同擴大和增加支付的必要性分不開的追加職能。而利息上漲，要求銀行貸放資本的壓力，主要是出現在商業周期的較晚的階段，那時困難開始顯露出來，市場商品充斥，迴流延滯。當然，銀行通常除了發行銀行券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來貸放資本，因此，拒絶發行銀行券就是拒絶提供信貸。但是信貸一經提供，一切就都會和市場的需要相適應了；貸款會保留下來，流通手段如不需要，就會流回到發行者那裡。
所以只要粗略地翻一下議會報告，任何人都會相信，英格蘭銀行持有的有價證券的數額，通常是同該行銀行券的流通額按相反的方向變動的，而不是按相同的方向變動的；並且相信，這個大銀行的例子，不會是地方銀行家們如此重視的原則的例外。這個原則是：如果流通的銀行券數額已經適應于銀行券流通的通常目的，任何一個銀行也不能擴大它的流通銀行券的數額；如果銀行要超過這個界限增發貸款，它就必須使用自己的資本，必須出售一些作為準備的有價證券，或者停止把進款再投在有價證券上。我前面曾經提到的議會報告關於
1833年到
1840年這個期間編製的表，不斷提供例子來證明這個真理。但其中有兩個例子非常突出，因此，我完全沒有必要再舉其他的例子。
1837年
1月
3日，英格蘭銀行的資金，為了維持信用和應付貨幣市場上的困難而緊張到了極點，這時我們發現，該行用於貸款和貼現的金額異常驚人，達到
17022000鎊。這是戰爭以來很少見過的巨額，几乎等於發行的銀行券的全部。那時，銀行券的發行額不變地固定在
17076000鎊這樣一個低標準上。另一方面，我們又發現，在
1833年
6月
4日，銀行券的流通額等於
18892000鎊，但銀行持有的私人有價證券沒有超過
972000鎊，即使不是過去五十年間最低的記錄，也几乎是最低的記錄。」(富拉頓，同上，第
97、
98頁)——我們從英格蘭銀行總裁魏格林先生的下述證詞中可以看出，信貸的需求根本不必與金(威爾遜、圖克等人把它叫作資本)的需求相一致。他說，「匯票的貼現到這個程度為止＜接連三天，每天
100萬鎊＞是不會使準備金＜銀行券的準備金＞減少的，除非公眾要求得到更大量的通貨。在匯票貼現時發出的銀行券，會通過銀行的中介作用，通過存款而流回。因此，如果這種交易不是以金的輸出為目的，如果國內沒有籠罩着那樣一種恐慌，以致公眾不願把銀行券存入銀行，而寧願把它留在身邊，銀行的準備金就不會受到這種巨額交易的影響。」——「英格蘭銀行可以每天貼現
150萬鎊，並且照這樣繼續做下去，而絲毫不會影響它的準備金。銀行券會作為存款流回，所發生的唯一的變化是，它們由一個賬戶轉入另一個賬戶。」(《
1857年銀行法報告》第
241、
500號證詞)因此，在這個場合，銀行券只是充當信用轉移的手段。】
首先，很清楚，在上述兩個場合的第一個場合，即流通手段量必須增加的繁榮時期，對流通手段的需求增加了。但是，同樣清楚的是，如果一個工廠主因為要在貨幣形式上支出更多的資本，從他的銀行存款中提取更多的金或銀行券，那末，由此他對資本的需求並未增加，而只是他對支出自己資本的那個特殊形式的需求增加了。這種需求只涉及他把自己的資本投入流通的技術形式。這正象例如在信用制度發展程度不等的情況下，同一可變資本或同量工資，在一個國家比在另一個國家需要更大的流通手段量一樣；例如，在英格蘭比在蘇格蘭大，在德國比在英格蘭大。
同樣，在農業方面，在再生產過程中活動的同一資本，也會因季節不同而需要有
508不同的貨幣量來完成它的職能。
但是，富拉頓提出的那種對立，是不正確的。使停滯時期同繁榮時期區別開來的，並不是象他所說的那樣，是對貸款的強烈需求，而是在繁榮時期，這種需求容易得到滿足，在停滯發生之後，這種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對這種需求滿足的度量將可以作為宏觀經濟的先行經濟指標。正是信用制度在繁榮時期的驚人發展，從而，正是對借貸資本的需求在繁榮時期的巨大增加，以及這種需求在繁榮時期的容易得到滿足，造成了停滯時期的信用緊迫。
因此，作為兩個時期的特徵的，並不是貸款需求的數量差別。
正象以前已經指出的那樣，使兩個時期互相區別的，首先是下述情況：在繁榮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是對消費者和商人之間的流通手段的需求，在停滯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是對資本家之間的流通手
509段的需求。在營業停滯時期，前一種需求會減少，後一種需求會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