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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過剩人口的產生，是和表現為利潤率下降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分不開的，並且由於這種發展而加速。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發展，這個國家的相對過剩人口就表現得越明顯。一方面，相對過剩人口又是造成下述情況的原因：許多生產部門中勞動或多或少不完全從屬於資本的現象繼續存在，而且，即使這種現象初看起來和一般發展水平已不相適應，這種現象仍會繼續存在；它也是下述情況造成的結果：可供支配的或失業的僱傭工人價格低廉和數量眾多，一些生產部門出於其本性而更加強烈地反對由手工勞動轉化為機器勞動。另一方面，出現了新的生產部門，特別是生產奢侈品的部門，這些生產部門把其他生產部門中常常由於不變資本占優勢而失業的上述相對過剩人口作為基礎，而這些生產部門本身則建立在活勞動要素占優勢的基礎之上，以後才逐漸地走其他生產部門所走過的路。
在這兩個場合，可變資本在總資本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工資則低於平均水平，結果這些生產部門的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都非常高。因為一般利潤率是由各特殊生產部門利潤率的平均化而形成的，所以，造成利潤率下降趨
263勢的同一些原因，在這裡又會產生一種和這種趨勢相反的對抗力量，或多或少地抵銷這種趨勢的作用。
V．對外貿易
對外貿易一方面使不變資本的要素變得便宜，一方面使可變資本轉化成的必要生活資料變得便宜，它具有提高利潤率的作用，因為它使剩餘價值率提高，使不變資本價值降低。一般說來，它在這方面起作用，是因為它可以使生產規模擴大。因此，它一方面加速積累，但是另一方面也加速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的相對減少，從而加速利潤率的下降。同樣，對外貿易的擴大，雖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幼年時期是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中，由於這種生產方式的內在必然性，由於這種生產方式要求不斷擴大市場，它成為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的產物。
在這裡，我們再一次看見了同樣的二重作用。(李嘉圖完全忽視了對外貿易的這個方面。)
另一個問題——由於它的特殊性，本來不屬於我們研究的範圍——是：一般利潤率會不會由於投在對外貿易、特別是殖民地貿易上的資本具有較高的利潤率而提高呢
投在對外貿易上的資本能提供較高的利潤率，首先因為這裡是和生產條件較為不利的其他國家所生產的商品進行競爭，所以，比較發達的國家高於商品的價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雖然比它的競爭國賣得便宜。只要比較發達的國家的勞動在這裡作為比重較高的勞動來實現，利潤率就會提高，因為這種勞動沒有被作為質量較
264高的勞動來支付報酬，卻被作為質量較高的勞動來出售。對有商品輸入和輸出的國家來說，同樣的情況也都可能發生；就是說，這種國家所付出的實物形式的物化勞動多於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產的更便宜。這好比一個工廠主採用了一種尚未普遍採用的新發明，他賣得比他的競爭者便宜，但仍然高於他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出售，就是說，他把他所使用的勞動的特別高的生產力作為剩餘勞動來實現。
因此，他實現了一個超額利潤。另一方面，至于投在殖民地等處的資本，它們能提供較高的利潤率，是因為在那裡，由於發展程度較低，利潤率一般較高，由於使用奴隷和苦力等等，勞動的剝削程度也較高。為什麼投在某些部門的資本以這種方式提供的並且送回本國的較高的利潤率，在沒有壟斷的妨礙時，不應當參加一般利潤率的平均化，因而不應當相應地提高一般利潤率呢，這是不能理解的。【就這一點說，亞·斯密是對的，李嘉固是錯了。
李嘉圖說：「他們斷言，利潤的均等是由利潤的普遍提高造成的；而我卻認為，特別有利的部門的利潤會迅速下降到一般水平。」(《李嘉圖全集》，麥克庫洛赫編，第
73頁)】特別是在那些投資部門受自由競爭規律支配的情況下，這就更不能理解。相反地，李嘉圖所想象的情況是：用在國外按較高的價格出售所得的貨幣，在那裡購買商品，並且送回本國；這些商品在國內出售，因此，這至多只會使這些處在有利條件下的生產部門比別的生產部門得到一種暫時的額外利益。只要撇開貨幣形式，這種假象就會消失。
處在有利條件下的國家，在交換中以較少的勞動換回較多的勞動，雖然這種差額，這種餘額，同勞動和資本之間進行交換時通常發生的情況一樣，總是會被某一個階級裝進腰包。所以，只要利潤率較高是因為它在殖民地國家一般比較高，在這個殖民地國家的有利的
265自然條件下，較高的利潤率就可以和較低的商品價格同時存在，平均化是會發生的，但不是象李嘉圖認為的那樣，平均化到原來的水平。
但是，同一對外貿易會使本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到發展，從而使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相對減少，另一方面，對國外來說，它引起生產過剩，因而以後又會起反作用。
因此，一般說來，我們已經看到，引起一般利潤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會產生反作用，阻礙、延緩並且部分地抵銷這種下降。這些原因不會取消這個規律，但是會減弱它的作用。否則，不能理解的就不是一般利潤率的下降，反而是這種下降的相對緩慢了。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及其滅亡的緩慢，也可以類似地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