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 - 220 / 經典文庫

第220頁男人們現在必須到鄰近的租地農場主那裡找尋工作，並且只能按日受僱用，因而工資收入極不穩定，同時，「他們現在不得不在往返農場的路上長途跋涉，途中經常被雨淋透，還要吃到別的苦頭，結果往往引起身體虛弱、疾病以致貧困」。「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農業地區中被認為是過剩的工人」，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鎮中工人過剩，而農村中則到處工人不足！」實際情形是，只有「在春秋農忙季節」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餘季節，很多人都閒着沒事幹」；「秋收以後，從10月到翌年開春，他們几乎找不到什麼工作」；甚至在幹活的季節，「他們也經常一連幾天沒事幹，並且他們的工作還經常發生各種各樣的中斷」。農業革命——耕地變成牧場，採用機器，最嚴格的節約勞動等等——所引起的這些後果，被那些不在國外揮霍地租而甘願住在愛爾蘭本人領地內的典型地主們弄得更加嚴重了。為了使供求規律完全不受損害，這班老爺們「現在几乎完全是從他們的小租地農民那裡取得他們所需要的全部勞動，小775租地農民這樣就不得不為他們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資通常比普通短工還要低。至于在播種或收割的緊急時刻，他們被迫擱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許多不便和損失，那就更不用說了」。可見，就業的沒有保障和不穩定，頻繁和長期的失業，所有這一切相對人口過剩的徵候，都在濟貧所視察員的報告中作為愛爾蘭農業無產階級的苦難列舉出來了。我們記得，在英格蘭農業無產階級中我們已經看到過類似的現象。不過，不同的是，在工業國的英格蘭，工業後備軍是從農村得到補充，而在農業國的愛爾蘭，農業後備軍則是從城市，從被驅逐的農業工人的避難所得到補充。在英格蘭，過剩的農業工人變成工廠工人，而在愛爾蘭，被驅逐到城市裡去的農業工人，雖然對城市的工資形成壓力，但仍然是農業工人，並不斷地被送回農村去找活幹。官方報告的起草人對農業短工的物質狀況作了如下的概述：「雖然他們的生活極端儉樸，但是他們的工資只能勉勉強強應付他們自己及其家屬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們得有另外的收入…… 他們的居住環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這個階級特別容易感染傷寒和肺結核。」這就無怪報告起草人都異口同聲地證明，陰鬱的不滿情緒籠罩着這個階級的行列，他們留戀過去，厭惡現在，絶望于將來，「受到煽動者的有害影響」，並且只有一個固執的想法：移居美洲。請看，偉大的馬爾薩斯的萬應靈藥——減少人口，已經把綠色艾776林(愛爾蘭)變成了多麼幸福的樂土！愛爾蘭的工業工人又是過着怎樣幸福的生活呢？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英格蘭工廠視察員羅伯特·貝克說：「我最近視察愛爾蘭北部的時候，看到一個熟練的愛爾蘭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憐的收入儘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這件事使我深為驚訝。我把他親口所說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寫在下面。只要我說出他是被僱用來為曼徹斯特市場製造商品的，人們就會知道他是一個熟練的工廠工人。約翰遜說：我是一個清棉工，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從早晨6點鐘幹到夜裡11點；星期六幹到下午6點，有3個鐘頭的吃飯和休息時間。我有5個孩子。我每週勞動的收入是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週掙5先令。大女兒12歲，料理家務。她是我們的廚師和唯一的幫手。她照料弟妹上學。我的妻子和我同時起床上工。有一個小姑娘每天經過我家門口，她在早晨5點半鐘把我叫醒。我們什麼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由12歲的女兒照顧弟妹。我們在8點鐘回家吃早飯。我們每週只喝一次茶；我們平時喝粥，有時是燕麥片粥，有時是玉米面粥，這要看我們能弄到什麼了。冬天，我們往玉米面里加一點糖和水。夏天，我們收點馬鈴薯，那是我們在一小塊地上自己種的；馬鈴薯吃完了，還得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頭就是這樣過日子。晚上下工以後，我總是感到非常疲乏。我們偶而也能見到一小塊肉，但那是太難得了。我們有3個孩子上學，每人每週要花費1便士。我們的房租每週9便士，泥炭和燃料每兩盩厔少也要1先令6便士。」這就是愛爾蘭的工資，這就是愛爾蘭的生活！事實上，愛爾蘭的貧困又成了英格蘭當前的話題了。 1866年底和1867年初，有一個叫達費林侯爵的愛爾蘭大地主，曾經在《泰777晤士報》上着手討論解決這個問題。「這位偉大的至尊多麼仁慈啊！」我們從E表略可以看出，1864年，3個謀利者從總利潤4368610鎊中只撈去262819鎊，而1865年，同是這3位大「禁慾家」就從總利潤4669979鎊中撈去274528鎊；1864年，26個謀利者得到646377鎊，1865年，28個謀利者得到736448鎊；1864年，121個謀利者得到1076912鎊，1865年，150個謀利者得到1320906鎊；1864年，1131個謀利者得到2150818鎊，几乎占全年總利潤的一半，1865年，1194個謀利者得到2418833鎊，超過全年總利潤的一半。可是，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一小撮大地主從每年國民地租總額中吞掉的龐大數額是太驚人了，以致英國的治國明哲認為，關於地租的分配不宜于提出象利潤分配這樣的統計資料。達費林侯爵就是這些大地主中的一個。說地租和利潤會在某個時候「過多」，或者說地租和利潤的過多同人民的過于貧困有某種聯繫，這當然是既「不體面」又「不健全的」概念。第220頁完，請繼續下一頁。喜歡寫心網 writesprite.com 作品，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朗讀：

男人們現在必須到鄰近的租地農場主那裡找尋工作，並且只能按日受僱用，因而工資收入極不穩定，同時，

「他們現在不得不在往返農場的路上長途跋涉，途中經常被雨淋透，還要吃到別的苦頭，結果往往引起身體虛弱、疾病以致貧困」。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農業地區中被認為是過剩的工人」，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鎮中工人過剩，而農村中則到處工人不足！」實際情形是，只有「在春秋農忙季節」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餘季節，很多人都閒着沒事幹」；「秋收以後，從10月到翌年開春，他們几乎找不到什麼工作」；甚至在幹活的季節，「他們也經常一連幾天沒事幹，並且他們的工作還經常發生各種各樣的中斷」。

農業革命——耕地變成牧場，採用機器，最嚴格的節約勞動等等——所引起的這些後果，被那些不在國外揮霍地租而甘願住在愛爾蘭本人領地內的典型地主們弄得更加嚴重了。為了使供求規律完全不受損害，這班老爺們

「現在几乎完全是從他們的小租地農民那裡取得他們所需要的全部勞動，小775租地農民這樣就不得不為他們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資通常比普通短工還要低。至于在播種或收割的緊急時刻，他們被迫擱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許多不便和損失，那就更不用說了」。

可見，就業的沒有保障和不穩定，頻繁和長期的失業，所有這一切相對人口過剩的徵候，都在濟貧所視察員的報告中作為愛爾蘭農業無產階級的苦難列舉出來了。我們記得，在英格蘭農業無產階級中我們已經看到過類似的現象。不過，不同的是，在工業國的英格蘭，工業後備軍是從農村得到補充，而在農業國的愛爾蘭，農業後備軍則是從城市，從被驅逐的農業工人的避難所得到補充。在英格蘭，過剩的農業工人變成工廠工人，而在愛爾蘭，被驅逐到城市裡去的農業工人，雖然對城市的工資形成壓力，但仍然是農業工人，並不斷地被送回農村去找活幹。

官方報告的起草人對農業短工的物質狀況作了如下的概述：

「雖然他們的生活極端儉樸，但是他們的工資只能勉勉強強應付他們自己及其家屬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們得有另外的收入…… 他們的居住環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這個階級特別容易感染傷寒和肺結核。」

這就無怪報告起草人都異口同聲地證明，陰鬱的不滿情緒籠罩着這個階級的行列，他們留戀過去，厭惡現在，絶望于將來，「受到煽動者的有害影響」，並且只有一個固執的想法：移居美洲。請看，偉大的馬爾薩斯的萬應靈藥——減少人口，已經把綠色艾776林(愛爾蘭)變成了多麼幸福的樂土！

愛爾蘭的工業工人又是過着怎樣幸福的生活呢？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

英格蘭工廠視察員羅伯特·貝克說：

「我最近視察愛爾蘭北部的時候，看到一個熟練的愛爾蘭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憐的收入儘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這件事使我深為驚訝。我把他親口所說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寫在下面。只要我說出他是被僱用來為曼徹斯特市場製造商品的，人們就會知道他是一個熟練的工廠工人。約翰遜說：我是一個清棉工，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從早晨6點鐘幹到夜裡11點；星期六幹到下午6點，有3個鐘頭的吃飯和休息時間。

我有5個孩子。我每週勞動的收入是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週掙5先令。大女兒12歲，料理家務。她是我們的廚師和唯一的幫手。

她照料弟妹上學。我的妻子和我同時起床上工。有一個小姑娘每天經過我家門口，她在早晨5點半鐘把我叫醒。我們什麼也不吃就去上工。

白天，由12歲的女兒照顧弟妹。我們在8點鐘回家吃早飯。我們每週只喝一次茶；我們平時喝粥，有時是燕麥片粥，有時是玉米面粥，這要看我們能弄到什麼了。冬天，我們往玉米面里加一點糖和水。

夏天，我們收點馬鈴薯，那是我們在一小塊地上自己種的；馬鈴薯吃完了，還得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頭就是這樣過日子。晚上下工以後，我總是感到非常疲乏。我們偶而也能見到一小塊肉，但那是太難得了。

我們有3個孩子上學，每人每週要花費1便士。我們的房租每週9便士，泥炭和燃料每兩盩厔少也要1先令6便士。」

這就是愛爾蘭的工資，這就是愛爾蘭的生活！

事實上，愛爾蘭的貧困又成了英格蘭當前的話題了。1866年底和1867年初，有一個叫達費林侯爵的愛爾蘭大地主，曾經在《泰777晤士報》上着手討論解決這個問題。「這位偉大的至尊多麼仁慈啊！」

我們從E表略可以看出，1864年，3個謀利者從總利潤4368610鎊中只撈去262819鎊，而1865年，同是這3位大「禁慾家」就從總利潤4669979鎊中撈去274528鎊；1864年，26個謀利者得到646377鎊，1865年，28個謀利者得到736448鎊；1864年，121個謀利者得到1076912鎊，1865年，150個謀利者得到1320906鎊；1864年，1131個謀利者得到2150818鎊，几乎占全年總利潤的一半，1865年，1194個謀利者得到2418833鎊，超過全年總利潤的一半。可是，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一小撮大地主從每年國民地租總額中吞掉的龐大數額是太驚人了，以致英國的治國明哲認為，關於地租的分配不宜于提出象利潤分配這樣的統計資料。達費林侯爵就是這些大地主中的一個。說地租和利潤會在某個時候「過多」，或者說地租和利潤的過多同人民的過于貧困有某種聯繫，這當然是既「不體面」又「不健全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