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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政治經濟學喜歡魯濱遜的故事【第
2版註：甚至李嘉圖也離不開他的魯濱遜故事。「他讓原始的漁夫和原始的獵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按照物化在魚和野味的交換價值中的勞動時間的比例交換魚和野味。在這裡他犯了時代錯誤，他竟讓原始的漁夫和獵人在計算他們的勞動工具時去查看
1817年倫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來，除了資產階級社會形式外，『歐文先生的平行四邊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會形式。」(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
38、
39頁)】，那末就先來看看孤島上的魯濱遜吧。不管他生來怎樣簡樸，他終究要滿足各種需要，因而要從事各種有用勞動，如做工具，制傢具，養羊駝，捕魚，打獵等等。關於祈禱一類事情我們在這裡就不談了，因為我們的魯濱遜從中得到快樂，他把這類活動當作休息。儘管他的生產職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這只是同一個魯濱遜的不同的活動形式，因而只是人類勞動的不同方式。
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確地分配自己執行各種職能的時間。在他的全部活動中，這種或那種職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決於他為取得預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難的大小。經驗告訴他這些，而我們這位從破船上搶救出表、賬簿、墨水和筆的魯濱遜，馬上就作為一個道地的英國人開始記起賬來。他的賬本記
93載着他所有的各種使用物品，生產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種活動，最後還記載着他製造這種種一定量的產品平均耗費的勞動時間。
魯濱遜和構成他自己創造的財富的物之間的全部關係在這裡是如此簡單明了，甚至連麥·維爾特先生用不着費什麼腦筋也能瞭解。但是，價值的一切本質上的規定都包含在這裡了。
現在，讓我們離開魯濱遜的明朗的孤島，轉到歐洲昏暗的中世紀去吧。在這裡，我們看到的，不再是一個獨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賴的：農奴和領主，陪臣和諸侯，俗人和牧師。物質生產的社會關係以及建立在這種生產的基礎上的生活領域，都是以人身依附為特徵的。但是正因為人身依附關係構成該社會的基礎，勞動和產品也就用不着採取與它們的實際存在不同的虛幻形式。
它們作為勞役和實物貢賦而進入社會機構之中。在這裡，勞動的自然形式，勞動的特殊性是勞動的直接社會形式，而不是象在商品生產基礎上那樣，勞動的共性是勞動的直接社會形式。向地主繳納穀物地租，意味着農民生產穀物的勞動是直接的社會勞動；而向地主繳納貨幣地租，意味着農民生產穀物的勞動是私人勞動，他必須將所生產的穀物交換出去取得貨幣，他的這一私人勞動才最終轉換為社會勞動。對農民來說，貨幣地租的負擔要大於穀物地租的負擔。
徭役勞動同生產商品的勞動一樣，是用時間來計量的，但是每一個農奴都知道，他為主人服役而耗費的，是他本人的一定量的勞動力。繳納給牧師的什一稅，是比牧師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無論我們怎樣判斷中世紀人們在相互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們在勞動中的社會關係始終表現為他們本身之間的個人的關係，而沒有披上物之間即勞動產品之間的社會關係的外衣。
要考察共同的勞動即直接社會化的勞動，我們沒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歷史初期都有過的這種勞動的原始的形式。
94這裡有個更近的例子，就是農民家庭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產糧食、牲畜、紗、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種農村家長制生產。對於這個家庭來說，這種種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家庭勞動的不同產品，但它們不是互相作為商品發生關係。生產這些產品的種種不同的勞動，如耕、牧、紡、織、縫等等，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會職能，因為這是這樣一個家庭的職能，這個家庭就象商品生產一樣，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
家庭內的分工和家庭各個成員的勞動時間，是由性別年齡上的差異以及隨季節而改變的勞動的自然條件來調節的。但是，用時間來計量的個人勞動力的耗費，在這裡本來就表現為勞動本身的社會規定，因為個人勞動力本來就只是作為家庭共同勞動力的器官而發揮作用的。
最後，讓我們換一個方面，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在那裡，魯濱遜的勞動的一切規定又重演了，不過不是在個人身上，而是在社會範圍內重演。魯濱遜的一切產品只是他個人的產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
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
這種分配的方式會隨着社會生產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隨着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僅僅為了同商品生產進行對比，我們假
95定，每個生產者在生活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着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