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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躍進和公社的推廣，政府在
1958年年底自豪地宣佈，這一年的工業產量超過了
1957年的
65%。機器製造增長了三倍；煤和鐵翻了一番；石油增長了
50%，電力增長了
40%。即使這些數據難以避免有誇張的情況，但該年所取得的進步也是很可觀的。然而，正如政府後來自己承認的那樣，對數量的追求犧牲了質量要求。
1958年生產的
1,
100萬噸鋼鐵中，有
300萬噸在
1959年
8月被宣佈不適合用於工業
小高爐根本取代不了大型鋼鐵廠那樣的作用。在這些一步登天的烏托邦夢想中間，一種實用主義情緒開始抬頭，強調計劃中的現實性和技術操作中的專業性。要實現真正的經濟發展，僅僅靠精神的力量還遠遠不夠，這一點變得越來越明顯。
西方的研究一般都同意，五十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非常巨大，但六十年代則不那麼大。一位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估計，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從
1952年的人民幣
738億元增長到了
1959年的人民幣
1,
234億元，增長了
70%，相比之下，
1959年到
1970年(人民幣
1,
714億元)間只增長了
30%。如果把
1952年到
1970年看作一個時段的話，其間的年增長率為
4%到
4.
5%，這是相當不錯的了，但卻並不驚人。
203.社會和心理控制
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基本成分是，不斷組織群眾運動去實現黨預先設定的特定目標。確實，群眾運動的洶湧波濤加速了共產黨中國日常生活的節奏，以往被說成是一盤散沙的中國人，現在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國家的人都組織得更嚴密。實際上，每個中國人都隷屬於某些群眾組織；黨和政府則通過這些組織進行控制，推行國家政策。此外，黨和政府壟斷了通訊媒介，公安幹警和黨員幹部無處不在，使社會變成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封艙。
在這樣嚴密的控制之下，沒有所謂自由，除非它可為國家的利益服務。
群眾組織實際上是規模龐大的半政府團體。在
1953年，最重要的群眾組織有：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有會員
1,
800萬人；中華全國工會聯合會，會員
1,
020萬人；中華全國婦女民主聯合會，會員
7,
600萬人；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會員
329萬人。此外，接納
9歲到
14歲之間孩童的少先隊擁有八百萬隊員，而接納
14歲到
25歲年齡段成員的民主青年聯盟則號稱有
1,
200萬人。政府通過這些龐大的組織教育人民，並組織他們舉行示威、遊行，投入各項運動，如
1951年的抗美援朝運動，
1951年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1952年反對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
在
1966年，最大的群眾運動也許是將千百萬學生組織成紅衛兵去捍衛毛澤東思想。
3.
1社會主義新人共產黨統治的新社會，鼓勵培養新的作風，造就一代社會主義新人，要求人民不僅要關心他們自己的事情，而且要相互督促思想和行動，出席各種政治集會，參加「學習」班和「批鬥」會。社會主義新人要不講面子，勇于做公開檢討，把國家放在家庭之上；還應自始至終地完全獻身于推進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而不是像在封建舊時代那樣尋求個人發達或光宗耀祖。《共同綱領》第四十二條要求社會主義新人有「五愛」
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產。儘管有人擔心，這樣一位社會主義新人可能太嚴肅太不自然
是一位可敬而不可愛的人
但只要發現新人仍然保持着一絲的人性，這種擔心也就可以稍稍緩解了。
3.
2心理控制與培養新作風聯結在一起的是，中共發明了一套極具摧毀力但又很微妙的思想灌輸手段，這種手段在新聞術語裡稱作「洗腦」。
21這是一種以巴甫洛夫(P'avlov)理論為依據的心理壓制過程。巴甫洛夫理論稱，環境控制可以改變人的意志，重塑個人的性格。因此，洗腦不僅用來感化敵人、獲取招供，也用來教育黨員幹部，改造知識分子，以便讓他們繼續為國家服務，而不是像革命後的俄國那樣將他們完全清洗掉。
思想灌輸過程通常持續幾個月到一年不等，視受訓目標的重要性而定，但無論怎樣，受訓總是安排在一個偏僻的受管制營地，在那裡，個人與外界完全隔絶，被剝奪了一切安全感。受訓者一到營地，就強烈地感受到，逃避是不可能的。他們被分成一些小組，每個組由一名積極分子帶隊。他們被指派去做重體力勞動，以便使他們筋疲力盡，這樣他們的抗拒意志也就削弱了。
他們在這樣的條件下學習、相互批判出身和履歷。這個開始階段約持續兩個月，其間伙食和住宿條件很差。
下一階段持續三、四個月，其間伙食和住宿條件有所改善，而體力消耗也有所減弱，但依然足夠保證在一天勞動之後人很疲勞。這一階段的學習班和小組會議增多了，這些會議強調個人的無足輕重、黨組織的無所不能。馬克思、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的著作成了新的《聖經》。過去的生活被斥責為黑暗、腐朽和墮落，而共產黨政府下的新生活則代表瞭解放和進步，為新的、有意義的生存提供了機會。
階級鬥爭和共產黨必定取得最終勝利的思想被不斷灌輸給受訓者。
在第二階段結束之時，受訓者十有八九會經歷一場精神危機。經過這場思想鬥爭，他會得出結論，隱瞞和抗拒毫無意義，無論如何黨將取勝。於是他尋求解放，拋棄自己的情感，全心全意地接受黨和黨代表的一切。這樣，他就丟掉了包袱，獲得了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