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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聯席參謀長在這場爭吵中繼續支持史迪威,但赫爾利的一份巧妙的報告打消了羅斯福總統或許有過的任何疑慮,赫爾利寫道,他相信蔣是可以被說服並接受領導的,但史迪威卻認定蔣委員長非得靠逼迫才會行動;故而史迪威的任何動作都會被當作是要制服蔣而非與他合作。赫爾利機敏地告訴總統:「若是沒有史迪威的話,您與蔣之間就毫無糾紛」;「竊以為,如果您在此次爭端中支持史迪威的話,您或將失去蔣,而且會因失去他而失去中國。」報告的結尾稱他相信,如果委派另一位美國將軍來接替史迪威,蔣將會與他合作並規划出制止日軍推進的方案。赫爾利的建議證明是決定性的,於是史迪威在
1944年
10月
19日被召回。
55
接替史迪威的魏德邁中將被任命為駐華美軍總司令兼蔣的參謀長,但不是中國軍隊的司令。魏德邁謙和體諒的舉止與史迪威剛愎自用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這使他立即得到了蔣的接納,中美關係轉眼就改善了。奇怪的是,日軍的攻勢也在此同時自行減弱了,原因是日本將其部隊轉調至太平洋與美軍作戰。從此以後,駐華日軍再也沒有發起大規模進攻。
7.
3赫爾利的調停,
1944-
1945年因國共摩擦妨礙了中國的戰爭效率並威脅到未來的國家統一和重建,赫爾利尋求促成兩黨和解的方法。
1944年
11月
7日,經蔣和美國總參謀部的同意,赫爾利飛赴延安與毛澤東舉行了兩天的會談。中共因赫主動倡議這趟行程而動容,並給予了熱情的接待。隨後的討論在
11月
10日達成了五點建議。
建議倡導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中共代表參加一個全國聯合軍事委員會、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實行公民及政治自由,以及在一個全國聯合政府的領導下合併所有的武裝部隊。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在建議書上簽了字,赫爾利則以「合眾國總統私人代表」的身份簽了字,雖然美國國務院後來堅持他只是作為一個「證人」簽的字。
56為表示對美國之努力的感謝,毛澤東在
11月
10日致函羅斯福:「與蔣介石委員長達成一項將促進中國人民幸福的協議一直是我們的願望。通過赫爾利將軍的斡旋,我們突然看到了實現這一願望的希望。」
57延安訪問後使赫爾利相信,「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所秉持的原則與中國共產黨所秉持的原則之間,即使有所分歧的話,分歧也不是很大。」
58但是,蔣卻從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中共問題。對他來說,聯合政府意味着國民黨訓政的失敗,併為共產黨滲透進政府開了方便之門。當他提出自己的三點方案時,他明白無誤地拒絶了五點建議。三點方案要求中共接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將他們的軍隊交給國民政府,而國民政府則將給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及在全國軍事委員會中的代表權,同時實行一些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
總之,他要求毛澤東交出軍隊並信任國民黨在未來政治權力分配中的誠意。毛澤東在他的《論聯合政府》中評論說:
這些人(即蔣及其部下)向共產黨人說:你交出軍隊,我給你自由。根據這個學說,沒有軍隊的黨派該有自由了......然而他們沒有自由......正因為他們(工人、農民,學生、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軍隊,同時他們也一概沒有自由。
59迫于公眾輿論和美國建議的壓力,蔣同意召開一次國事會議,它將包括所有黨派的代表和無黨派人士。表面上,這次會議將商討結束國民黨訓政、制定憲法、草擬共同政綱及在憲法正式頒佈之前所有黨派參加政府等相關事宜。但實際上,聯合政府是蔣和國民黨極其討厭的事物;他們暗中策劃阻撓聯合政府的產生。
1945年
3月
3日,未經與共產黨的事先磋商,國民政府宣佈將在
11月
12日召開國民大會來通過一項新憲法。
由於這次大會的代表是
1936年在國民黨操辦下選舉產生的,因此蔣能夠指望通過一部有利於國民黨的憲法。周恩來譴責國民黨這個行動的「欺騙」性,毛澤東則拒絶承認
1936年國民大會的合法性。事態陷入了僵局,談判破裂了。
60
1944年
11月
17日,高斯大使辭職,由赫爾利接任為駐華大使,但他沒有得到使館人員的完全支持,許多使館人員已開始公開批評蔣及其政權。他們敦促華盛頓繞開國民政府直接與中共及其它對日作戰的黨派打交道。羅斯福總統否決了這個想法,並贊成赫爾利無條件完全支持蔣的政策。但是,到
1945年
5月,那種向蔣施加壓力促使他與中共達成協議並擴大其政府的主張,越來越得到華盛頓的贊同。
與此同時,在國際層面上,與對日戰爭之高潮相關的重要決策正在制定之中。
7.
4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到
1944年底,德國的戰敗已經在望,同盟國領袖們將戰略重心轉向了日本。華盛頓已經決定直接從太平洋進攻日本,而不是像原先計劃的那樣從中國發起進攻。參謀長聯席會議估計,在德國戰敗之後的十八個月裡就能取得對日本的勝利,而德國的戰敗預計將發生在
1945年
7月
1日到
12月
1日之間。對日本實力的過高估計,導致了討論邀請蘇聯參戰以縮短戰爭時間,並減輕盟軍的犧牲。
光復了菲律賓的麥克阿瑟(MacArthur)將軍估計,摧毀日本在東北的駐軍將需要蘇軍的
60個師。為了確定蘇聯參加太平洋戰爭的條件,
1945年
2月在雅爾達(Yalta)召開了一次三巨頭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