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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帝國主義既有害又有利：一方面，它妨礙了本土工業的成長；另一方面，它通過激發保護民族經濟及公平競爭的慾望，引發了愛國主義，並對經濟現代化提供動力。許多中國工廠和企業誕生於帝國主義高峰期，是帝國主義有利方面的明證。從
1904-
1908年，政府登記在冊的近代中國公司有
227家，而到
1912年時，仍然運作的本國工廠已有
20,
749家；即使其中絶大部分是小型或中等規模，以及只有
750家企業僱工超過
100人。
38儘管這些中國企業的確在大型外國公司的陰影下為生存而拚搏，但也存在這樣一個事實：即它們是在外國的刺激下才出現的。
中日戰爭後的十五年，是一個異常動盪不安的時代，在這十五年裡，舊的思想、社會和經濟秩序已蕩然無存，而新的秩序正蓄勢待發。這種快速的轉變，預示着一場大的政治動盪將翩然而至，歷時兩個半世紀的大清王朝正處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如果它不能與時代同進，並提供一種替代暴力革命的方式，它將注定滅亡。
第十九章 歷史透視下的清王朝
前面對清代歷史的考察必然使人間及這一時期的意義、成就及過失。事實上，客觀地考察中國二十五個連續王朝中的最後一個朝代清朝，便會發現它在中國歷史上獨特而關鍵的地位。與元代八十九年的統治相比，清代長達二百六十八年，是異族統治的最為長久的一個朝代。清朝見證了中國歷史上第二大帝國的興起，僅次於元代，併為這個國家帶來了長久的和平與繁榮。
這種太平盛世加速了人口史無前例的增長，從
1650年的
1.
5億增至
1850年的
4.
3億；因此疆域與人口這兩份清代的遺產，奠定了今日中國國力的基石。
此外，清代還經歷了從傳統中國走向現代中國的劃時代變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儒家國家和社會，以及延續于清代中、前期的習俗，在西方衝擊下發生了根本轉變。只有認識清代歷史，才能明白新秩序誕生之艱辛，從而有助於理解中國向現代社會調整時的艱難腳步。
1清代給中國既帶來了輝煌的成就，也帶來了屈辱的苦難，但比起明代君主，清代統治者總的來說表現較佳。
2對清朝進行歷史的分析，可以得出一條確定的教訓，就是生存的關鍵，是在於對時代的挑戰所作的建設性和創造性響應的能力。滿人在十七世紀的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作出了這種適應；而在兩個半世紀後，因缺乏相應的調整能力而導致失敗。
滿人奪取政權是通過像努爾哈赤與皇太極這樣的傑出領導的宏圖完成的，他們出現在明朝政權飽受政治腐化、宦官專權、稅收繁重和致命的民眾叛亂之困擾的緊要關頭。滿人領袖靈活地克服了滿族的部落心態與組織，爭取到漢人的合作並吸納了明朝既存的體制。
1644年清朝正式建立後，一批有遠見而又能幹的君主相繼登位，康熙、雍正與乾隆頒行了英明且影響深遠的政策。
長期的和平、繁榮與軍事勝利隨之而來。由於儒家被認為是異族統治成功的根本因素，所以儒家秩序得以保存。此外，政府二元制的體制也建立起來，即在行政職責的職位上同時任命滿人和漢人，以吸納漢人精英，減少種族敵視，同時還引入了一種互相監督與制衡的體制。事實上，新興清帝國所依賴的基礎是繼承自明朝的行政體制，而補充以滿族人的革新，例如建立理藩院和軍機處。
理學得以發揚，「忠」及「維持現狀」等觀唸得到適度渲染，這主要是為了穩定現存社會。滿人也竭力在廣闊的漢族群體環境中保存自身的特色，並特意設置了諸如宗人府等機構，以對滿人貴族進行嚴密的監視。他們還阻止漢人移往滿人故地，禁止滿漢或漢蒙通婚。權力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集中于君主手中。
同時阻撓滿族貴冑建立封建制的運動，禁止滿貴和旗人發展省際的聯繫，以預先遏止分離之趨勢。禁止提升太監，限制外戚的影響，阻止官員間結黨拉派。此外，清廷一方面通過文字獄在反抗的漢人學者間製造恐怖，另一方面又通過科舉考試與誘人的官職任命，儘可能籠絡他們進入政府任職。
這些努力成功地鞏固了滿人在中國的地位，但物極必反，正如中國古諺所說：「日高而隕，月盈而虧。」乾隆統治下的燦爛輝煌已經播下了衰敗的種子。中國過度沉溺于奢靡，而忽略了本質問題。人口增長超過了土地增長，導致人均土地佔有量的下降；軍務廢馳；腐敗與陋規在帝國官僚中廣泛蔓延，這些問題造成所謂「王朝循環」這一歷史圖景的再現。
到
1775年，清王朝的國運便開始走下坡了。
經驗表明內部衰敗將引起國內叛亂和外部入侵；在中國歷史上，這些常與帝國權力的衰落相伴而行。清朝威勢的消減既經歷了白蓮教起義(
1796-
1804年)，也遭受到日益強烈的要求開放中國，以進行貿易和外交的西方衝擊。在整個十九世紀，清王朝一直困擾于內憂外患的雙重威脅。清朝雖能夠鎮壓國內的叛亂
一個已知數，卻完全沒有能遏制西方的侵入
一個未知數。
在太平天國革命(
1850-
1864年)後，王朝的解體加劇了，政權日漸從中央向地方、從滿人主導向漢人主導轉移。儘管同治中興(
1860-
1874年)暫時遏止了王朝衰敗的趨勢，但清朝的滅亡已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