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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 80 /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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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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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通商大臣除總理衙門之外,另在天津設立了辦理北方三口通商大臣,以滿洲貴族崇厚為首任大臣,直到1870年才由李鴻章接任。該職署之設立是並行于駐節上海的欽差大臣。上海欽差大臣辦理最初五個口岸及根據新近條約開放的長江沿岸和南方沿海口岸之事務。1862年,上海的欽差大臣被授予「通商事務大臣」的官銜,由江蘇巡撫兼任;1866年下半年,它成為兩江總督的兼職。

設在天津和上海的這兩個通商大臣分別被稱為「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12


  

設立這些通商大臣官職的一個原因,是為了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管理貿易,以便杜絶在京城出現太多的外交事宜。恭親王知道朝廷對外國使節強行駐紮于北京心懷恐懼和憤慨,他解釋了創設北洋大臣之職的私下動機:「如天津辦理得宜,則雖有夷酋駐京,無事可辦,久必廢然思返。」13這一計策相當成功,以至于李鴻章在1870年接任天津北洋大臣之後便實際上搶奪了總理衙門的職權。正如他在1870年解決了天津教案,1871年奏請與日本建立了官方關係,1875-1876年間解決了馬嘉理案(Margary murder)(參見下一章);也正如他在1884年與法國人進行了關於安南問題的談判,並辦理了八十年代初期朝鮮的開放事宜和甲午戰爭後與日本的談判。

1870年以後的二十五年裡,李鴻章在天津的衙門實際上成了中國的外交部,但外國使節卻並未離開北京。

2.3同文館同文館于1862年經恭親王提議在北京開辦,外國人則稱其為翻譯學院或外語學院。它原初設計為一所聯合教習西文和華文的學校,故有了「同文館」之名。該館的創設是為了回應英、法《天津條約》中關於規定英語和法語文本為條約唯一正本的條款,中國因此需要訓練精幹的語言專家,以便擺脫對洋人翻譯和半瓶子醋的廣東通事的依賴,那些廣東通事只能說「洋涇浜」英語。由於沒有一個中國人有資格教習外國語言,故一開始便延聘了一名英國傳教士,一名法國傳教士及俄國外交使團中的一名翻譯,讓他們到同文館教習他們各自國家的語言,後來又添加了德語。

該館也教習漢語。141864年,美國傳教士兼教育家丁韙良(w.A.P.Martin)作為英文教習加入同文館。到1866年,在克服了守舊派首席大學士倭仁的反對之後,天文和算學被列入了課程表;次年,著名的學者型官員徐繼畲被委任為專管大臣,這所學校逐漸具備了小型文學院的規模。

1867年,丁韙良返回美國入讀印第安納(Indiana)大學,在國際法和政治經濟學領域作為期兩年的進修,獲得了博士學位。1869年他返回中國,被擢為同文館總教習,他從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那裡確保了財政支持。在丁韙良的指導下,同文館八年的學制中添加了各類課程,前三年專攻語言,後五年則攻贊各門科學和綜合課程。1879年該館註冊的在讀學生計163人,其中38人專攻英語,25人攻法語,15人攻俄語,1O人攻德語,33人攻算學,6人攻天文,7人攻格致,9人攻萬國公法(即國際法),12人攻化學,8人攻生理學。

15然而,學生的素質是很低的,因為很少有滿人和漢人的世家大族願意將自己的子弟送來就讀,結果是學生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是年齡偏大的庸才,他們是衝著津貼來就讀的。

儘管如此,同文館標誌了中國施行西式教育的開端。由於許多洋教習也在他們的華人學生幫助下從事翻譯,同文館同時也就充當了傳播外來學識的原始研究機構。1873年,同文館開設了一個小型的印書處,是乃「大學出版社」的雛形,該處出版了十七部有關國際法、政治經濟學、化學、物理和自然哲學等領域的重要著作。

其它地方也開辦了類似的外語和西學學堂,1863年上海開了一所(廣方言館),1864年廣州開辦了一所,1866年在福州也開了一所。16北京同文館一直延續到1902年併入京師大學堂。在北京同文館比較傑出的畢業生中有兩名駐外公使和一些外交官。


  

2.4海關恭親王以總理衙門主持人的身分,于186147日任命李泰國為海關總稅務司,責成他「總理稽查各口洋商完稅事宜,幫同各口監督委員,務將出口、入口各貨分晰清楚,勿得牽混,且約束各口稅務司及各項辦公外國人等秉公儘力,如有不妥,惟李泰國是問」云云。17這項任命,使1854年已經在上海發展起來的外國人監督海關稅務之成例,得以確認和制度化。現在追述一下歷史。18539月,小刀會佔領了上海老城,令到清廷海關監督18無法理事,洋商很高興得以渾水摸魚,他們不支付任何進口關稅。

但是,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記住十年前璞鼎查爵士要求英國領事保證英國公民繳納關稅的訓令,他與美國駐華公使馬沙利(Humphrey Marshall)連手設計了一套臨時制度,據此,兩國領事代中國政府從他們各自國家的公民那裡徵集關稅。

英法美三國領事擔心其它地區的商務會受損害,遂與兩江總督展開談判,並建成了一項協議,即在上海成立一個外國稅務司,幫助清政府從所有洋商那裡公平徵收海關關稅;中國方面則廢除了內地關稅,以示對這項協定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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