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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上來說，太平天國如取勝，將意味着政治重心從俄國在其地設有一個半外交半宗教使團的北京，轉向南京及英國勢力很強的南方。因此，俄國的利益乃是維持清廷的運作。但是，聖彼得堡暫時也選擇了保持中立。
關於太平軍為何不執行一項尋求外國承認的積極政策，始終得不到解釋；更令人疑惑的是，他們一方面表示所有人作為上帝的子民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他們又堅持把外國的代表當作來自低賤屬邦的使節來對待。或許太平天國的首領們不信任洋人，害怕與他們為伍。倘若太平軍執行一項對外聯盟共同反對滿清政府(該政府正與外國列強發生爭執)的積極政策，那麼，這場革命的未來進程就可能大不一樣了。
5.曾國藩和湘軍
太平軍早期的勝利源於許多因素：首先，他們反對滿洲異族統治的民族或種族革命，博得了廣泛的同情，而秘密會社給他們提供了相當的幫助。第二，太平軍是一支有信仰的軍隊，懷着「救世」的使命，太平軍戰士相信，洪秀全是由上帝派來斬滅凡界妖魔的，如果為了這個事業獻身的話，將升入天堂永遠與上帝同在。他們不畏戰死，勇于犧牲，以一支聖戰軍隊的全心忠誠和勇敢氣概作戰。第三，太平軍的軍制，是按明朝名將戚繼光創立的那套歷經考驗的方式組成。
他們紀律嚴明的部隊遠比驕縱腐敗的官軍得民心；旗兵和綠營兵早已喪失了鬥志，當遇上這些激情昂揚的革命者時便土崩瓦解了。
在這樣的形勢下，朝廷像在白蓮教起義期間(
1796-
1804年)那樣，求助于組織團練來保護地方。當
1852年年中太平軍席捲至湖南境內並圍攻省會長沙時，大為窘迫的朝廷急忙命丁憂在家的學者型官員曾國藩組建一支團練，武裝保衛他的家鄉省份。
湖南湘鄉縣的曾國藩(
1811-
1872年)雖然並非仁才華橫溢，但卻是一位堅持信念、孜孜不倦的士人。他在
1838年考中進士，隨後在官場逐級陞遷，至
1849年當上禮部右侍郎。此後，于
1851年兼署刑部左侍郎，一年後兼署吏部左侍郎。在居留京城期間，他與一些宋派理學的首要人物交友，並從他們那裡獲取了對「靜」、「耐」和「約」的領悟，這些理念運用到實際事務中，即意味着處變不驚、臨危不懼和務實克己。
他在日後的生涯中將大大得益於這些品格。
1852年年中，曾國藩被委任為江西省鄉試主考官，赴任途中得悉其母亡故，依照社會習俗要回鄉守制。在守制期間，朝廷起用他為湖南組建一支團練。作為一名孝子和一位肅然儒士，他不想縮短守制期限，但最終被朋友和湖南巡撫說服應將國事置於家務之上，於是前往長沙。
曾國藩很清楚，綠營兵和團練都不是太平革命軍的對手；如果要有所建樹，就必須超越皇帝的命令而組建一支新軍。太平軍絶非曾被團練鎮壓的白蓮教叛匪，他們是一支有信仰的軍隊，是按明朝名將發明且經受了時間考驗的方式組織起來的。為抗衡造支聖戰大軍，必須將團練轉化成一支訓練有素並具備堅定信仰的軍隊。非常有意思的是，曾國藩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決定同樣採用明朝將軍戚繼光發明的軍制，另外再向這支軍隊灌輸一種使命感：即捍衛孔孟傳統的中華文化遺產。
曾國藩又以共同地方背景為基礎，謹慎地招募兵丁，確保具備「團隊精神」。
依據上述思想，曾國藩胸有成竹地招募了三個營的部隊，每營含
360人，共計
1080人。各營官佐從儒生中挑選，而兵丁則從樸實務農類型的人而非從浮誇的城市居民中挑選。官兵俱同曾國藩本人一樣來自湖南省，故而便有了「湘軍」或「湘勇」之名
「勇」是用來稱呼非正規軍或臨時募員的名稱，以別于正規的常備軍。湘軍逐漸擴充到
13個營，各營人數也擴至
500人，另配有
180名做各類雜役的勤務人員。
士兵的報酬為每月
4兩半銀，十倍于尋常家仆的工資。營官的薪俸為每月
50兩銀另加
150兩開銷費。在組建造支陸軍的同時，曾國藩還組建了一支含
10營的海軍
或更確切地說是「水師」
共
5,
000人，以便與太平軍在長江上較量。他建立的兩個船塢，打造了
240艘平底戰船。
曾國藩籌集供養湘軍和水師之資金來源有：(
1)內地厘金，理論上是值百抽一，但實際上高達貨物價值的
4%到
10%；
17(
2)關稅；(
3)清廷國庫撥款；(
4)捐資；(
5)鹽課；(
6)漕糧；(
7)各類雜稅。
湘軍的兵丁由官佐招募，兵丁對招募他們的官佐效忠；而官佐則矢志效忠曾國藩，因此湘軍是一支私家軍隊。迄此為止，還從未有清廷官員
更不用說平民百姓
能擁有一支私人軍隊；旗兵和綠營兵都是屬於中央政府的。但是，現在由於形勢的緊迫，曾國藩以丁憂在家的士大夫及漢人的身分，居然打破了這個常規。
朝廷不斷催促曾國藩派軍隊前去湖北省救援，但遭拒絶，因為曾國藩不想在肅清當地土匪和對陸隊及水師的訓練完成前離開湖南。皇帝申斥他只保衛家鄉湖南省而無視全局。
1854年初，太平軍再度威脅武漢，焦慮不安的朝廷「懇請」曾國藩援救湖北，授權他毋需受制北京而便宜行事。是年
2月，曾國藩遣一支
17,
000人的部隊前往湖北。
湘軍陸隊和水師離開本省後即失去大部分的地方鄉勇色彩，而成為一支全國性的新型戰鬥部隊。曾國藩發佈了一份檄文，斥責太平軍擾亂鄉村生活、廢除土地私有、搗毀廟宇、破壞儒家禮綱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很顯然，這些條文中的前兩條是針對農民講的，後兩條則是針對士紳講的。他完全繞開了太平軍大肆宣揚的民族主義和種族革命，而強調自己以文化傳統衛道士的角色反對太平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