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又是大會秘書，這個任務自然落到他的頭上。後來甘地經與大家商量，把會費改由一年交一次，免除了許多麻煩，而且交起來也踴躍。大會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吸取了當地印僑學生或受過教育的印度人參加，由此印度人教育協會也宣告成立。
協會成為一個辯論場所，會員定期前來宣讀各種問題的論文。
在這期間，甘地先後寫過兩本小冊子。一本是《向南非的每個英國人呼籲》；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選舉權——一個呼籲》。這兩本小冊子當時在南非廣為流傳，影響很大，為組織贏得了很多支持者和同情者，爭取到了許多朋友，並且得到了印度各黨派的支持，也為大會提出了行動路線。
納塔耳印度人大會雖然只吸收了華僑學生和知識階層的人員入會，但是大會明確提出了要為非技術工人和契約工人服務。
一天一個衣衫襤褸的泰米爾人，手持頭巾，張着兩個門牙被打落的嘴，直流鮮血，站在年輕的律師甘地面前。甘地看到這種慘像後，極為同情，勸他纏起頭巾，像平等地位的人一樣挺直腰桿。這個受到侮辱的訪問者名叫巴拉桑達拉姆。他在德班一個歐洲人家中當契約工人。
他的主人無端痛打了這名無依無靠的苦工。甘地請來了醫生開了受傷證明書，然後領着這個受傷的人去見縣長。在縣長的支持下，使這名工人離開了他的僱主，轉到另一個僱主手中。甘地解救了一名契約工人的消息不脛而走，許多苦工都把甘地視為朋友，他們從這件事情上受到了極大的鼓舞，認為甘地是他們的靠山，為他們帶來了希望。
就在巴拉桑達拉姆事件之後，接着又發生了另一件事。當時納塔耳政府推出一項對印度契約工人徵收年稅
25英鎊的決議。甘地瞭解這一情況後，立即做出反映。他把這件事提到大會討論，大會當即決定要組織必要的反抗。
當地政府為了取得英國政府的同意，還派員前往印度交涉。正當甘地領導納塔耳印度人大會組織反抗之時，印度總督額爾金勛爵卻表示不同意徵收
25英鎊但卻同意徵收
3英鎊人頭稅。這個態度使甘地以及印度僑民很失望。甘地認為，納塔耳政府這樣做，是對印度僑民的一種新的欺壓辦法。
總督接受
3英鎊的人頭稅，完全沒有顧及到印度人的利益。試想，如果一家四口，夫妻二人加上兩個孩子，每年得交
12英鎊，而做父親的在那裡每月只有
14個先令的收入，就是
3英鎊的人頭稅也同樣是非常殘酷的。因此，儘管印度總督與納塔耳政府達成協議，甘地仍然沒有放棄鬥爭。他決定直到人頭稅取消為止。
這場鬥爭後來成了流血事件，當局向契約工人們開了槍，一些人因此喪了命，一萬多人還受到監禁。就是這樣，鬥爭實際上還是沒有停止。
20年後，
3英鎊的人頭稅終被迫取消。應該說，這是廣大印僑共同鬥爭所取得的最後勝利。
斗轉星移，甘地已在南非僑居三年。他與這裡的印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業務打下了堅實基礎，這裡印僑離不開他、需要他。在遙遠陌生而又不友善的土地上，甘地經歷了苦難，在恐懼中得到了磨練。他心靈中閉合的花蕾已經完全綻開了。
他乾脆做了決定，把家搬到南非，準備久住此地了。
1896年， 甘地告假回國。
第五章 重返南非甘地按照計劃，只在國內待上半年，乃攜帶妻兒一起重返南非。
在南非，他廣泛接觸了基督教徒。為了更加有效地與穆斯林保持密切聯繫，他決心利用
24天的航程在船上抓緊學習烏爾都文和泰米爾文。他在船上找到了一位會烏爾都文的老師，虛心地學了起來。船上的時間沒有白白浪費，他的學習成績他自己較為滿意。
回到印度，他沒有在孟買住幾天，就直接回到拉奇科特。他要在家裡着手寫一本有關南非形勢的小冊子。後來這本被稱為綠皮書的小冊子從寫作到出版共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總算完成。這本書客觀地勾畫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壓抑被歧視的悲慘景象。
書一出版，印度《先驅報》首先發表了社論，加以評介。接着路透社摘要播發並由總社播發到南非納塔耳。
在家中，他瞭解到孟買一帶髮生了嚴重的傳染病。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瘟疫流行。這種疾病的流行，使得廣大人民感到終日惶惶不安，如果發展下去，流傳開來，還會影響到拉奇科特，甚至全國。甘地很快就向當局提出申請，自願參加防疫工作。
他與防疫委員會成員一起，走巷串戶，檢查衛生，尤其①是檢查廁所。在需要檢查不可接觸者 的地區時，只有甘地一人敢於前往，其餘的人總是以各種理由躲得遠遠的。
這段時間，甘地到處宣傳他在南非所見所聞，他要把所見到的南非對印度人的偏見和歧視告訴所有的人。為了獲得社會的支持，喚起民眾對南非印度人的聲援，他專程趕往孟買，拜見那些名門望族。費羅澤夏·梅赫達當時在孟買聲名赫赫，有「孟買之獅」、「本省無冕之王」之稱。他熱情地接待了甘地，並特意為甘地舉行了一個群眾大會。
甘地在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講。
費羅澤夏·梅赫達很喜歡甘地的這次演講，甘地覺得無上快樂。甘地趁這個機會動員一些名士到南非工作，但是沒有成功。很多人反倒勸甘地再也不要去南非那個鬼地方了，以免再次遇到暴力災變和彌天暴戾。
「我知道我說服不了你，但是我決不鼓勵任何像你這樣的人去和你一起犧牲。」很多人都這麼回答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