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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說：「聖雄指責社會保守主義的盲目追隨者，他們那種接觸和不可接觸的思想的罪過在比哈爾的地方召來了神明的狂怒，彷彿神明為了表示不滿，特意選擇了它。我以為這種說法甚為不妥。更不幸的是，在我們的同胞裡為數不少的人，剎那間就接受了這種不科學的觀點。如果我們把道德原則與自然現象聯繫起來，那我們就不得不承認，人的本性遠比神明高尚，因為神明為了教誨人們行善，竟採用了下賤的手段。
我們不可能想像，任何文明人的統治者，居住在遙遠的地方，為了教訓比它更值得譴責的罪行，竟進行了如此盲目的毀滅。不僅孩童，連不可接觸者也被捲入。實際上，令人痛心的是，聖雄經常利用大自然的不測事件，為自己的某個觀點服務，比他的反對者更甚；如果他們也在這個神明發怒的時候幸災樂禍，把過錯推諉給聖雄甘地及其追隨者，我一點也不會感到吃驚。甘地以上帝的懲罰為藉口，造成毫無根據的迷信和恐慌，實在毫無價值。」
甘地並不認為自己的說法有什麼不對。他和別的老人有着相同的特點，除了能接受他人的感情之外，一般都只認為自己的觀點對，特別是作為聖雄般的人物，要使他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比登天還難。他撰寫了《比哈爾接觸與不可接觸思想》一文，在他自己主持的《哈里真》周刊上發表，進一步捍衛自己的觀點。
甘地在文中說：「我承認我對自然法則一竅不通，但我信奉上帝。儘管我無法向無神論者證實上帝的存在，同樣我也無法證實賤民製的罪惡與比哈爾省的天災人禍之間是否有何種聯繫，但我確實感到了這種聯繫的存在。我認為，這次地震的觸發不是神明隨心所欲的旨意，不是任何盲目力量相遇的結果。我們既然理解不了神明的法則，又不理解他的手段，那麼最高明的科學家和心理學家的知識猶如一粒塵埃。
我堅信自然活動和人的行為之間聯繫的信念。這個信念不斷使我接近神明，使我謙和，使我獲得神明的親證。如果我的信仰證明站不住腳的話，它仍然給我和相信我的人帶來益處。它將鞭策我們，使我們精力充沛，更加努力地進行自我淨化，證明賤民製是一種十惡不赦的罪惡。」
也許甘地真的就是這麼認為，也許他有意這樣將不平等制度與天災人禍聯繫在一起，以調動人們用救災一樣的精神來粉碎不平等制度的激情。這我們且不去管它。聖雄與命名聖雄詩人之間的爭論，各自站的角度不同，強調的重點不同，實在難以清楚地分辨他們的正誤。但是，尼赫魯是站在泰戈爾觀點一邊的。
他甚至由此聯想到
18世紀美國波士頓的宗教狂熱者還斷定馬薩諸塞的地震是由於避雷針褻瀆神明而引起的。
甘地並沒有為此感到不安。他要為解救賤民做一切努力。只是地震發生一個月後甘地關於國大黨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由他個人來從事這份工作的主張，也在國大黨內掀起了波瀾。不久，在國大黨領袖會議上，甘地不得不做出進一步解釋，一再強調，他不是要國大黨完全停止不合作運動，而是由他代表國大黨從事這項具有危險性的工作。
他公開表示，如果國大黨做出決定完全停止非暴力抵抗運動，他本人只有退出國大黨。同事們一再勸告，待
10月的全印委員會議再作決定。
甘地清楚地記得，他是從
1919年參加阿姆裡察會議，才算真正參加了國大黨的政治活動。在這之前，他出席過幾屆年會，在每次年會上「只不過為了重申我對國大黨的忠心罷了」。如果從那時算黨齡的話，現在也有
15個年頭了。
10月份就要召開國大黨全印委員會，會上將討論他要求退黨的請求。現在已是
9月初，甘地覺得應該趕在會議之前發表一個聲明，闡明自己退黨的動機和理由，一方面以穩定黨心和民心，另一方面也要澄清別人對自己舉動的誤解。
9月
17日，他宣佈了他的長篇聲明。這項聲明，明確地向世人表達了自己的心情。
其理由是，
第一，使自己能把全部時間和精力花在建設性綱領上，比如發展土紡土織事業，解救賤民的事業，農村辦教育的事業等；第二，能使國大黨內的左派能按照他們的想法進行他們的活動，而不致受到他「行使道德壓力的威脅」。他一再表示，他這樣做的動機是試圖達到「完全的超然地位和行動的絶對自由」的境界，以畢生精力去實現自己「真理的體驗」。當然，在聲明中，他也不忘指出了他與國大黨內的分歧，他說，他是把他的非暴力原則只作為信條和信仰，而不像國大黨把它作為一種政策。他說，他把土紡土織當作實現自治的有效途徑，而有人則把這項建設性工作看成沒有意義；他說，他把解救賤民當作宗教與道德問題的大事，黨內則認為他抓的只是枝節 問題；他說，在議會代表團問題上，他認為在當時沒有開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時，在黨內設議會代表團以實現黨的政策是必要的，但是遭到多人反對等等。
聲明發表的同時，甘地又給巴特爾寫了一封信，再次說明他退黨的理由。
信中說：「此外還有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者的團體。尼赫魯就是他們的當然領袖。我相當瞭解他希望什麼和主張什麼。這個社會主義團體或多或少地代表他的看法，雖然他們的實行方式也許不完全是他們主張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