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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做法也使許多群眾不理解，有些人還當面指責他出賣工人利益，並有人遊行，高喊「打倒甘地”的口號。尼赫魯這時身為主席，深深感到今天有了這個協議來之不易，不應該就讓這個成果在沒有運行之時就流產，在他的支持下，國大黨全印度委員會
1931年
3月
29日在卡拉奇召開會議，通過了甘地—歐文協議，並提出由甘地代表國大黨出席英國第二次圓桌會議。這個時候，甘地則反覆與歐文總督交涉，
5月中旬又與新任總督，惠靈頓勛爵照面，要求政府履行協議。沒有結果。
面對這種情況，甘地在出使英國之前，發表談話說：“我極可能是兩手空空而歸。」
同年
8月
29日甘地乘船去倫敦。
9月
7日，第二次圓桌會議在倫敦舉行。這一天是星期一，恰好是甘地的靜默日。甘地便只得在禱告時向上帝請示，希望允許他破戒，因為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利益前來參加會議，他不能在今天緘口不語。這一天他發了言。
他相信仁慈的上帝不會怪罪他。
甘地堅持不住豪華賓館，而是住在倫敦貧民區服務中心，他感到自在舒適。他很快贏得了英國工人們的信任。他不拘小節，和藹可親，詼諧幽默。
當有人問他為什麼只纏腰巾時，他機智地答道：「你們穿的是燈籠褲。而我穿的是超短褲。」
的確，他的裝束與會議代表那種西裝革履格格不入，但是甘地絲毫不覺得彆扭，哪怕他常常被孤零零地晾在一邊，也毫不在乎。
12月
1日會議結束那天，英王要召見所有代表，有人告訴甘地，再是如此裝束似乎不大雅觀吧。
甘地則表示，如果你們覺得不雅，那我可以不見你們的英王。有人問他，你着這樣的裝束，是真的感到合適？甘地笑笑說：「英王陛下有足夠的衣服讓我穿。」
甘地在會議上提出印度自治和發展問題，沒有成功。參加圓桌會議的其他印度代表一概倒向英王方面，英國人怎麼說，他們就怎麼點頭。甘地看到這種狀況，感到悲哀。在會議即將結束時，英國首相麥克唐納到會作了會議結論，大致內容是，印度政府只能是聯邦制，議會享有部分權力，其他權利仍由殖民政府控制。
甘地不顧會議程序，當即站起來發表聲明，強調國大黨的立場，他說：「國大黨立場並不是要趕盡殺絶任何人，而是要使印度人民從奴隷的地位掙脫出來，獲得自由。」
趁這次會議的機會，甘地訪問了英國一些地方。他先後訪問英國四次，但是當年那位走在大街上，身穿英國戰前紳士傳統服飾，頭戴絲質禮帽的甘地，誰也不會對他產生興趣，他沒有任何獨特的吸引人的地方。這次來的是聖雄，半裸、渾身充滿傳奇色彩，到處傳着他的奇聞軼事，情況就與過去截然相反了。人們都在談論他、報刊也在關注他，包括他的言談，包括他的舉止。
許多英國人同印度人民一樣，都渴望與這位聖人相見，特別是樂於聽到他的聲音，聽到他具有吸引力、啟發性、外加煽動性的演講。聽到他的演講總是能產生思想和情感的溝通。這使甘地想起早幾年，在印度真理學院有一天突然來了一名來自英國的甘地的信徒。她對甘地是那樣的崇拜。
這位崇拜者名叫米拉·貝恩。她後來在報紙上撰文回憶說：「當我走進屋子的時候，一位瘦小而皮膚黝黑的人影起身向我走來。我突然失去了一切意識，只感到被一圈靈光籠罩着。我情不自禁地跪了下來，他把我輕輕地扶起，我聽到一個聲音說，『你將是我的女兒』。
我又恢復了現實境界的意識。我看到一張微笑的臉，雙目充滿慈愛，柔和的眼神中閃爍着堅毅，這就是聖雄，我終於見到這位偉人了！」這次到英國，米拉·貝恩也來了，她正陪同甘地訪問了失業人數最多的蘭開夏。在那裡，甘地與失業工人就失業問題進行了坦率的交談，同情他們的遭遇。甘地向他們作了簡短的演講，他說：「你們有
300萬人失業，而我們印度則有
3000萬人失業。
你們失業救濟金是
70先令，而我們的失業救濟金只有
7先令
6便士。那種悲慘的情景是難以想像的。因為失業，人們缺乏自尊和對上帝的信仰，每天都有幾百萬人在墮落，我不便把上帝的旨意帶給他們，我知道他們的難處。只有給他們帶來工作的神諭時，我才能告訴他們這是上帝的旨意。
對於這千百萬失業者來說，對他們談論上帝沒有任何用處，對他們來說，麵包和黃油才是他們的上帝。」聽著他的演講，蘭開夏的失業者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認為在印度居然還有這麼一位聖人關心着失業者，應該說，這是印度人民的榮幸。
會議之後，甘地對法國、意大利、瑞士進行遊行訪問，每到一地，都有數千名當地群眾熱情圍觀歡迎，爭相親眼目睹這位神話般的人物。尤其是巴黎，人群把道路都堵死了，甘地不得不站在行李車上向歡迎他的群眾發表演講。在此期間，著名作者羅曼·羅蘭盛情款待了他。他在羅曼·羅蘭家住了五天。
羅曼·羅蘭是歐洲第二個為甘地作傳的人。他與第一位為甘地作傳的約瑟夫·多克所作的傳記各具特色。多克曾經在約翰內斯堡與甘地共同生活過一段時間，有機會對甘地的生活工作進行細緻觀察，而這位法國作家在撰寫甘地傳記時並沒有見過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