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有一雙深藍色的眼睛緊緊盯住了這位
22歲的波蘭小伙子,她就是戴爾芬娜·波托茨卡伯爵夫人。
戴爾芬娜
18歲時就已成為伯爵夫人,丈夫是一個比她大
7歲的花花公子,出身于波蘭顯赫的貴族家庭。
她為丈夫生了
5個孩子,可惜都夭折了。不久這對夫婦終於出現了感情危機,誰都不想理睬對方。自私、虛榮、享樂的標準更加難以分清他倆的恩恩怨怨。
戴爾芬娜回到了父母身邊,在德累斯頓的母親家裡,她第一次相識了比自己小
3歲的弗雷德里克。當時後者與蒂圖斯正結伴離開華沙,途經德累斯頓去維也納。
在巴黎上流社會中誰都熟悉戴爾芬娜的名字,隨意製造一些風流韻事,對她來說如同每天都要換的內衣那樣方便。她與丈夫已達成協議,她可以在巴黎另找住處,每年從丈夫那裡獲得
10萬法郎的贍養費。
她喜歡把金黃色的秀髮梳成小環垂在肩上或者換成一個圓髮髻,她唱出甜美的歌聲時,高高聳起的胸脯隨之一起一伏。
「弗雷德里克先生,這是我的女兒……」柯瑪爾伯爵夫人還擔心這位波蘭小伙子已淡忘了在德累斯頓初次會面的一幕。
戴爾芬娜深藍色的眼睛一閃一亮,她那裸露在外的雪白的雙肩似乎無意識地靠近了身旁的鋼琴教師弗雷德里克。有時她故意彈錯了一個半音,對弗雷德里克莞爾一笑。
一小時的鋼琴課不知不覺地過去了,現在輪到弗雷德里克坐在鋼琴前,為戴爾芬娜的歌聲伴奏。
難以抵禦的異性誘惑,弗雷德里克得到了根本沒有想到的嫵媚女人的奉獻。他原先只想得到對方感情上的撫愛,現在他已分不清與戴爾芬娜之間的關係是真正的友情,還是難捨難分的愛情。
這件風流韻事很快地隨風飄散到每個角落裡,但在公開的社交場合中,弗雷德里克依然是矜持的紳士風度,與戴爾芬娜始終保持着如同一般朋友的距離,因而愛惜弗雷德里克音樂才華的密友也就不便多嘴了。
1832年
11月
13日,遠在華沙的愛爾斯涅爾還高興地在信中說:「我還不知道那位年輕姑娘的姓名,根據你親愛的姐姐露德維卡告訴的情況,你們似乎將要結合在一起了。」
華沙的親朋好友還都以為弗雷德里克與戴爾芬娜在認認真真地談戀愛。
個人感情的跌宕起伏在音樂創作中佔據了十分複雜而微妙的地位,弗雷德里克無法遏制對戴爾芬娜的強烈思念,只好借助于鋼琴來宣洩。
戴爾芬娜需要尋求新的刺激,出外旅遊只是一種方式。弗雷德里克仍然痴心地寫信說:「我真希望自己能寫出美妙的、充滿詩意的情書獻給你,我知道你喜歡這類東西。但是,我雖然非常愛你,作為一名鋼琴師,我卻達不到這樣的文字水平。所以,請你不要嫌棄我的這些信,等你回來,我會用鋼琴來表達對你的愛、對你的渴望和其它一切我不能用言語表達的東西。」
弗雷德里克積蓄的思念感情卻有時找不到合適的噴發口。他試彈了幾個樂句,聽聽還可以,再接着試彈,就令人難以接受,只好重新掇拾瞬間靈感湧噴中的幾朵浪花。
他哀嘆說,藝術創作就像生孩子一樣,「有些女人在分娩時死去,有些女人生孩子卻像吐果核那樣容易。我在『分娩』時就十分痛苦。我感覺到一個美妙的樂思在腦子裡已經醞釀成熟,可是一把它寫下來,就感到還是有缺陷。和我所想的不是一回事。」
弗雷德里克仍然不服氣,更不願讓人們看到自己才華已被耗盡的結局。他曾告誡自己,「我要是真的愚蠢的話,我就會想,我已經登上自己藝術生涯的頂峰了;然而,我現在看到的是,在自己面前還有多少路程要走。由於和第一流的藝術家們關係密切,我更能看清並且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處。」
有時他似乎超脫一切,一心在思考着某個旋律,朋友和他打招呼,他茫然地抬起頭,「嗯嗯」說幾句。走到十字路口,又走回來,他還以為目標仍在前方。馬車伕在他背後大罵,他卻站在原地,揮動着有節奏的手勢。
偶爾在鏡子裡發現了一個陌生男人,消瘦的臉上鑲嵌着一個大鼻子,凹陷下去的雙眼露出了驚慌失措的神色,他張大了嘴巴:「這是我?」一旦完成了新的樂曲,他便清醒過來,立即抓起筆寫信給戴爾芬娜:「我剛完成了一首新的前奏曲,我把我們第
11種嬉戲永遠寫進去了,曲子裡有
11個音符表現我們最愛玩的遊戲。等我給你彈這支曲子時,我會詳細解釋的,這樣你才能欣賞到其中的微妙之處……」戴爾芬娜有時也偶爾回信,並依照弗雷德里克的意思用波蘭語寫信。弗雷德里克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但還是希望與戴爾芬娜互相用波蘭語交流感情,因為這樣才能使他感覺到一種溫馨和親切的氣氛。
弗雷德里克寫給戴爾芬娜的信中透露出對於音樂的許多精闢見解:我只佩服那些打動我的心弦使我落淚的作品……對那些使我聽了感到愉快的音樂作品,我是不會如醉如狂的。只有通過我的淚水過濾的作品才能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上,不經過這一關的音樂不行。我從小時候就有這種感覺,一直到現在也沒變。
他深知音樂評論家的脾性,也不止一次地尖鋭抨擊其中一些人是十足的蠢驢。他認為,「評論家總是不能和作曲者站在同一角度來審視一部作品。他試圖在裡面發現違背曲作者原意的東西。當然做評論家不說這些也不行,否則他就沒有什麼可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