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性勞動也不十分艱苦。」他表示：契訶夫可以在這一地區自由出入，可以查閲各種官方檔案，可以詢問除政治犯以外的任何犯人。
契訶夫在拜訪了各處的長官之後，立即開始自己的熱烈緊張同時系統的、經過深思熟慮的巨大考察工作。工作的緊張是因為在他的計劃中時間非常有限，總共只有三個月，要不然，按通航條件，他不得不在薩哈林滯留
1年。他立即去監獄印刷所印製了調查卡片，對所有的流放犯進行登記，順便和犯人接觸，瞭解整個監獄情況。他每天早晨五時起床，很晚才休息，整天整天地或獨自一人或在一名帶槍的看守人員的陪同下，去島上所有監獄、所有木板房和所有樅木房，甚至下到所有礦井詢問瞭解各種犯人。
他親手填寫了近萬張卡片。儘管精疲力竭，頭暈眼花，但他仍不肯放下工作。
隨着調查的深入，他覺得薩哈林的實際情況跟總督科爾夫的宣傳大相逕庭，完全是兩碼事。薩哈林簡直是專橫、凶殘和說謊的王國。軍區司令自詡對肉刑極端厭惡，堅決反對，然而，「就在離他家兩三百米遠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受到鞭笞」。他是不能不知道的。
苦役犯被強制干最艱苦的活，他們被用繩索或鐵鏈拴在拖車上，肚皮貼著地面在煤礦的坑道里挖煤。那裡的醫院，既缺乏起碼的藥品，也沒有病床，病人就直接睡在地板上和木板上，教堂是禁止病人入內的。
管理這些罪犯的，是一些粗暴蠻橫、不容有任何違抗的獄卒。監獄的官員們享有一切權利，而苦役犯則沒有權利可言。因此，大多數苦役犯失去了人的尊嚴。他們變得沒有了理智，沒有羞恥，對看守卑躬屈膝，酗酒說謊，互相偷竊，互相告密。
晚上在蠟燭下賭紙牌。「賭紙牌有如傳染病，在所有的監獄中蔓延開來」。「監獄成了大賭場，教養院和部隊哨卡成了賭場的分號和子公司」。契訶夫後來這樣寫道。
最殘忍、最叫人目不忍睹的是肉刑。一次契訶夫被允許觀看鞭打犯人的場面。首先由醫生對犯人作了能否忍受新規定的
90皮鞭的檢測，然後，執刑者的幫手慢條斯理地把犯人綁在拷架上，犯人的同伴們帶著一種殘忍的好奇心圍聚在周圍旁觀，執刑者揮動皮鞭，獄卒報着次數，犯人痛苦地嚎叫，赤裸的軀體顫慄着，漸漸肌肉腫起、淤血。
契訶夫後來寫道：「劊子手側身站着，每一鞭都橫抽在犯人身上。每抽
5下，就換個方向，給犯人以半分鐘的喘息。抽打了五六下之後，犯人的後背就出現鞭痕，跟着發紅變紫了，在一次次皮鞭打擊之下，皮開肉綻。犯人一邊呻吟，一邊喊着：『尊貴的老爺！尊貴的老爺！可憐可憐吧，尊貴的老爺！』受刑人的脖子奇怪地伸長了，發出一種嘔吐的聲音，他不再說話，只是吼着、喘着。」
「最後一鞭，九十！”“他們給犯人解開手和腳，扶他站起身來，被抽打的地方，由於淤血和出血而變成暗紫色。嘴唇發出嗑嗑聲，臉色蠟黃，大汗淋漓，雙眼亂轉，當給他水喝時，他慌急地啃着茶杯……往他頭上澆了一勺水，就帶他到醫療站去了。」
他寫信告訴蘇沃林，敘述了這種慘景，並說：「此後，我連續三四個晚上都夢見劊子手和拷刑架。」
在薩哈林島上，還有另一種苦難，也是令人不能忍受的。那裡有一些女苦役犯以及前來同丈夫一起生活的自由婦女。為謀生計，這兩種女人都得賣淫。監獄看守把最年輕的討人喜歡的留給自己，其餘的就聽任苦役犯糟蹋。
母親把年輕的女兒出賣給移民或看守是常有的事。契訶夫寫道：「由於需求大得驚人，所以衰老、醜陋、乃至最嚴重的梅毒，都無礙於賣淫。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克街上，我曾遇見一個
16歲的女孩，據說她
9歲就開始賣淫了……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克郊區，一個自由婦女開了一家妓院，接客的全是她的女兒。」
島上，孩子們的狀況令人髮指。他們精神失常，沒有文化，沒有教養，穿著破爛衣衫，從小就誤入歧途。契訶夫在給著名律師科尼的信中說：「我看見面黃饑瘦的孩子們，看見
13歲的姘婦、
15歲的孕婦、
12歲就開始賣淫的女孩。教堂和學校只是寫在紙上的東西。
教育孩子的只是周圍的人和苦役環境。」
5告別薩哈林從
7月
9日到達薩哈林，契訶夫已經工作快三個月了。這段時間，他走遍了每個居民點，到過每一間木板房，下過每一個礦井，跟每一個人談過話。
對近一萬名苦役犯和流放苦役犯作了登記，沒有一個苦役犯、沒有一個移民沒有跟他交談過。長時間裡乾著同一種事，接觸的是同一種人——苦役犯人，或者只知苦役、肉刑的人。他慢慢地感到有點單調枯燥，整個生活開始變得沉悶，他覺得厭倦了，薩哈林他已經獃夠了。而且跟親人相隔萬里，彷彿過了一個世紀，一種冷漠感情佔據了他的心。
他產生了「歸去來兮」的想法。
10月，他告別了薩哈林島，乘「彼得堡」號輪船，踏上了歸程。他沿著亞洲海岸，通過中國海，經印度、新加坡、錫蘭、塞得港、君士坦丁堡，到達敖德薩。整個歸程耗時近兩個月。在中國海他經受了暴風巨浪的折磨，在印度洋他被一種「莫名其妙的熱情」所激動。
但比起在西伯利亞坐破舊的四輪馬車在泥濘的沼澤地上顛簸，簡直是天壤之別了，這才說得上是真正的旅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