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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契訶夫的「五斗櫃」裡有一間又陰暗又骯髒的旋轉樓梯，凡去他家訪問的人都覺得陰森可怕。加爾申就是跳到這間樓梯上自殺的。契訶夫非常喜歡加爾申，他們之間有很深的友誼。加爾申對謊言、對暴力的強烈憤懣，對人的苦難與被侮辱特別敏感、兒童般純潔的易損傷的心態，精神脆弱，易動感情，這一切，契訶夫稱之為「加爾申氣質」。
這種氣質，是導致加爾申自殺的內因。而實際上，他是被波別多諾斯采夫的「俄羅斯監獄」毀滅的。加爾申那樣的氣質在當時許多俄羅斯人身上都有。契訶夫沒有成為加爾申氣質的人，沒有陷入悲觀絶望，是因為他在自身培養了跟現實對抗的力量。
然而，對這位《草原》的作者、幸福的詩人來說，生活仍是不能忍受的。
他在那個時代的夾縫中經受着折磨，那孤獨的苦惱，心靈的空虛，越來越經常地來到他心頭。這是一種複雜的出乎意外的感情。這種感情引起他情緒消極，不思寫作，不尊重寫出的作品。這種感情成了威脅他的才華的最大危險，迫使他停下雙手。
正當他獲得社會承認和榮譽的那些年代，一個問題開始困擾着他：他為誰，為什麼寫作？心靈空虛的產生，是因為不相信自己的作品誰需要，對誰有好處。他曾同蘇沃林說：「我為誰，為什麼寫作？為觀眾嗎？可是我看不見觀眾。我對他們的信任比對家神的信任還差。這些觀眾沒有文化，缺乏教養，其中最優秀的男子也缺乏真誠……這個『觀眾』我們需要還是不需要，我不清楚。
鬼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為金錢寫作嗎？但我從來沒有錢，而且我向來不熱心聚錢，為錢而寫作我提不起精神；為讚揚而寫作嗎？但有的讚揚常使我感到憤慨。」
2誹謗困擾最使契訶夫感到憤慨的是，那時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正流傳着對他的卑劣誹謗，一些專愛講他壞話的人含沙射影地說，他賣身投靠了蘇沃林，答應要娶這個專制政府的走狗的女兒為妻，而女孩子還不滿
10歲，還說他就要當上《新時代》的編委了。這種胡說八道的謡言，無中生有的誹謗極大地激怒了契訶夫。他給朋友寫信說：大學生們都在議論我要娶一個百萬富翁的女兒為妻的事。造謡者是何等墮落啊！
在創作思想方面，也有許多難題困擾着契訶夫。當他明白自己具有影響更多人的靈魂的才能時，他出於一個「有良心的和有責任感的人」的感情，出於對文學的高度負責觀念，他感到自己應該有個明確回答：他要把自己的讀者帶到哪兒去，為什麼？
他為沒有明確的目標，沒有「共同思想」而苦惱，他認為這對藝術家來說是一種比梅毒和性衰弱更厲害的疾病。因此，他不滿足於僅僅描寫當代生活的不能忍受，不滿足於僅僅對未來的想象，他認為，作為俄羅斯作家，應該回答「做什麼」的問題。契訶夫強烈地感到舊事物必須結束，新事物必然出現。但是由於自己與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隔絶，他不知道新的偉大思想家對「做什麼」的問題的新答案已經成熟，準備為祖國照亮前進的道路。
這種情況加深了契訶夫的憂傷苦悶和對自己的不滿。
與「做什麼？」相關的是「怎麼做？」的問題。現實生活提出了許多應該解決的問題，但是怎麼解決？
1888年
11月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沒有明確的世界觀的理性生活不是生活，而是負擔，是災禍”，“所有的問題都是和世界觀相聯繫的問題。」
作為一名醫生，他為醫學的無能為力而感到自己有罪；作為一名作家，契訶夫為自己的每一句話不能消除人類生活受到的毒害而愧疚。作為祖國的公民，他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不知怎麼解決而於心不安。
這就是為什麼他以自己沒有鮮明的、確定的世界觀特別痛苦特別緊張的原因。而民粹派領袖米哈依洛維奇正是抓住這一點對他進行攻擊，說他寫作沒有世界觀，沒有目標作指導。
另有一種觀點誹謗契訶夫沒有世界觀或者不想有世界觀。這種說法還基于契訶夫常常發表反對文學中的「傾向性」的意見，特別是在
80年代後半期，常常見到這些意見。恰恰在那個時期，正是契訶夫對鮮明的世界觀，對共同思想的嚮往特彆強烈的時候。
當契訶夫發表反對「傾向性」意見的時候，他對自由民粹派作家的傾向性十分反感。他認為：或者是自由主義的，或者是自由民粹派的，或者是反動的，一切只是為了自圓其說，曲解現實以滿足某種武斷的定理和刻板的公式的需要。
80年代民粹派分子企圖用欺騙手段把契訶夫說成是父輩理想的代表者，
60年代遺產的保護者。
還有些人挖空心思從他的作品的字裡行間找「傾向性」，看他是自由黨人還是保守黨人。契訶夫對這種人感到很害怕。他說：「我既不是自由黨人也不是保守黨人，不是革命者也不是修道士，亦不是冷淡主義者，我希望成為一個自由的藝術家，僅此而已，我感到遺憾的是，上帝沒有賦予我成為一個藝術家的力量。我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謊言和約束……偽善、愚昧和專橫，並不只是在商行和監獄裡才有，我發現在科學界、文學界和年輕人之中也有。
我認為那些商標和標籤無異於偏見……我的聖中之聖，……就是面對強暴與謊言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