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的辯證法認為，一切都互相聯繫，一切都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和發展過程中，都由低極向高級發展，世界上沒有永恆不變、萬古長存的東西，舊事物必然被新事物代替，事物發展的原因是內在的矛盾。卡爾被黑格爾辯證法深深地吸引住了。他開始發現他原先的觀點和方法不對。他說：「開頭我搞的是我慨然稱為法的形而上學的東西，也就是脫離了任何實際的法和法的任何實際形式的原則、思維、意義，這一切都是按費希特的那一套，只不過我的東西比他的更現代化、內容更空洞而已。
……在生動的思想世界的具體表現方面，例如：在法、國家、自然界、全部哲學方面，情況就完全不同：在這裡，我們必須從對象的發展上細心研究對象本身，決不應任意分割它們；事物本身的理性在這裡應當作為一種自身矛盾的展開，並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統一。」
一天，卡爾相遇了士官學校的地理教員魯滕堡，他也來到小漁村散步。
他們談起黑格爾哲學來非常投機，魯滕堡對這位還只
19歲的人肅然起敬。他向卡爾介紹了首都的一個自由派知識分子聚會中心——「博士俱樂部」，卡爾被他欣然推薦加入了這個柏林精神生活的活動圈子。
卡爾在小漁村養病整整度過了一個夏天，回柏林大學後就很快走進了「博士俱樂部」的生活。
在「博士俱樂部」裡，卡爾是最年輕的一個，大多數人的年齡比他大十多歲。活動中常常可以遇到有才華的教授、講師、新聞工作者、作家、律師，以及戲劇表演家、戲劇批評家和文學批評家，几乎所有這些人都是黑格爾的學生和崇拜者。
俱樂部成員定期在一家咖啡館聚會，咖啡館在耶戈爾大廳和夏洛丹大街的交叉路口上，正對著一座劇院，從大學來只需步行
5分鐘，因此，大學生、教師、評論家到這裡聚會特別方便，在這裡還可以讀到在其他咖啡館的店主所不准備的報紙和政治書刊。
那裡的四壁總是糊成紅顏色的「紅廳」是當年咖啡館的中心，它一直又是他們聚會的中心場所，也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們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激烈辯論的主要講壇。
「紅廳」自然成了卡爾最活躍的地方，開始，前來聚會的人對卡爾的年輕投以藐視的眼光，認為他是談不出什麼見解的。
卡爾每次在發言之前都要站起身，在室內踱幾步，沉思地把他的食指按在唇邊，然後，就激昂陳詞：「只要還有一滴血在哲學的、征服世界的、絶對自由的心臟中跳動着，哲學就永遠會像伊壁鳩魯那樣向着它的反對者喝道：『那摒棄庸眾聽信的神靈的人，不是不敬神靈的人；那附和庸眾關於神靈的意見的人，才是不敬神靈的人。』”……這時，連「博士俱樂部」的主要領導人、柏林大學的神學講師鮑威爾也向這位年輕的小弟弟報以熱烈的掌聲，立科中學的歷史教員卡爾·科本感嘆地說：“這才是從自己心中說出來的。」
往往在這使卡爾最激動的夜晚裡，他又會提筆立即給父親和燕妮寫信，告訴他們他在博士俱樂部的事情和目的。「這裡在爭論中公開了很多對立的意見，並且我總是緊緊地盯住現代世界哲學。」
當時的黑格爾學派已分成了左右派。右派稱老年黑格爾派，他們用基督正統思想來解釋黑格爾哲學。左派稱青年黑格爾派，他們堅持黑格爾的辯證法，從黑格爾哲學中作出無神論和反對專制統治的結論。卡爾贊成青年黑格爾派的哲學和政治觀點。
卡爾往往有意這樣發起頻繁而激烈的爭論，使自己的思想能與那些傑出朋友的思想進行比較，漸漸，這位俱樂部中的「小弟弟」有了中心位置。主要領導人布魯諾·鮑威爾也成了卡爾的忘年之交。
卡爾在「博士俱樂部」中得到了多方面的鍛鍊，成了青年黑格爾派中印象最深的一個，以致在他離開柏林之後人們還在經常談論他。
1841年
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在柏林大學旁聽哲學課。當時卡爾已離開柏林，恩格斯從青年黑格爾派的朋友的介紹中瞭解了卡爾，在他與埃德加爾·鮑威爾
布魯諾·鮑威爾的弟弟合寫的一首長詩中對這位特利爾青年的英勇氣概作了生動的描寫：是誰跟在他
布魯諾的身後，風暴似地疾行？
是面色黝黑的特利爾之子，一個血氣方剛的怪人。
他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他是在風馳電掣地飛奔。
鷹隼般的眸子大膽無畏地閃爍，他滿腔憤怒地舉起雙臂，彷彿要把廣闊的天幕扯到地上。
不知疲倦的力士緊握雙拳，宛若凶神附身，不停地亂跑狂奔！
第五章 23歲的博士卡爾又在給父親寫信，告訴父親在「博士俱樂部”發生的一些新情況、自己思想上的新進步……然而，這時卻一聲炸雷劈頂——“卡爾，你爸爸——，你爸爸去世了。」
剛強的卡爾撕心裂肺地抽泣，淚水傾注在沒有給父親寫完的那封信上……「爸爸——」
1838年
1月，父親臥床難起。
2月
10日，父親艱難地把幾句話加到母親寫給卡爾的信上面。這時的父親感到自己的死期臨近，他語重心長囑咐兒子，要過有條理的生活，節約開支，因為父親再也沒有以前那樣的收入了。
此之前的
1837年夏日，卡爾把法哲學嘗試失敗中的茫然一時傾注入文學創作之中，在父親
10月的生日裡，卡爾把自己創作的《多蘭涅姆》命運悲劇第一幕和諷刺小說《菲裡克斯》及一些詩歌作為獻給父親生日的紀念。
父親寫在母親信上幾句話後的
3個月，年僅
55歲的父親，悄然離開了遠在柏林的卡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