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邊境也被嚴加控制，用老辦法越境不太可能。他決定冒用一個捷克工程師的護照，貼上假照片，並偽造了簽證。這是他第一次使用假證件，他總覺得護照偽造得不太像真的，一路上惴惴不安。
他乘火車離開南斯拉夫，與他同座的是一位奧地利婦女，她還帶了一個嬰兒。列車到達邊境車站耶塞尼策時，警察上來檢查。這時那個奧地利婦女站起來，請鐵托幫她抱一下孩子。鐵托接過孩子，把他放在膝蓋上，一隻手去掏護照。
恰好，這孩子突然撒尿，弄濕了他的褲子。他把孩子高高舉起，尿水一滴滴往下灑落。警察見到這場面笑了起來，緊張的氣氛略有鬆弛。警察邊笑邊匆匆看了一下他一隻手遞過來的護照，蓋上章還給他就走了。
鐵托安全到達維也納。
中央原本決定派鐵托去工會國際工作，因故沒有成行，後改為派駐共產國際工作，處理南斯拉夫事務。而在國內，與此同時，
1934年
12月，由鐵托具體籌備的第四次黨代會在盧布爾雅那召開。大會選出了以戈爾基奇為書記的新的黨中央，鐵托正式進入中委，併進入中央政治局。
但他們兩人並未出席會議。
就在鐵托準備前往莫斯科之前，又出了點意外情況。他在維也納是租了一個猶太老女人的房子住的。房間在
4樓，他不想去警察局登記暫住，免得惹麻煩。這天他坐在房裡清理檔案，突然，有人敲門。
是一位鄰居，他說屋裡有煤氣。的確有煤氣，而且氣味很濃，鐵托也嗅到了。
其他房客也走出來，他們一起到了廚房，煤氣是從那裡出來的。結果他們看到房東的女兒倒在地上。她企圖自殺，此時已昏迷過去。鐵托將她抱起來，送到自己房間，替她做人工呼吸。
這時，屋裡擠滿了人，地上，桌上到處散落着各種檔案和報告。忙亂中也來不及收拾。恰恰這時警察來了，為了那女人的事，他們需要取證，便問鐵托，姓甚名誰？何方人士？什麼公幹？鐵托一一照答，警察明白了，他是在幫助人家。幸好，他們沒有注意到地上去，也沒要看證件。
等到急救站的醫生來後，所有的人才離去。
鐵托趕快收拾好檔案，跟着走出了房門。他知道在某處咖啡店一定可以找到那猶太老婦人。果然在那裡找到了她。他把她女兒的情況告訴了她，並請她幫忙把他房間的東西包紮好，送到某處。
老婦人如約辦了這些事。晚上她把鐵托的皮箱送來，並對他所遇到的事表示歉意。她告訴鐵托，女兒已經甦醒過來了，原來她是在一家時裝店工作，乘老闆不在時偷了他的錢，被主人發覺後，感到丟人而行此下策的。鐵托則暗自慶幸，此事沒有給他招來牢獄之禍。
一切安排妥當，鐵托動身去莫斯科。
3聖地莫斯科火車進入蘇聯國土，時隔
15年，鐵托再次來到生活過
5年之久的蘇維埃大地。此時的鐵托已是
42歲的中年人，早過了易於激動的年齡。但是，當列車駛過邊境上一個上面寫着「向歐洲工人致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巨大拱門時，心中仍不免驟然升起一股敬意，產生一種即將進入崇高境界的感情。對於全世界的革命者來說，在他們歷經恐怖、黑暗、流血、坐牢時，支持他們鬥爭下去的，就是他們通過蘇聯這個榜樣，看到了自己鬥爭的前途。
每一個革命者都把蘇聯看成是祖國，對鐵托來說，這種感覺也許更加強烈。他回憶說：「
1934年，我從監牢裡出來後，當我在每個寂靜的夜裡傾聽莫斯科電台的廣播，聽到克里姆林宮的鐘聲和國際歌激動人心的曲調時，我是多麼愉快地感覺到這個國家的力量。」來到這個國家最初的一刻，真有一種回家的感覺。一切都那麼新鮮，一切又都那麼親切。
車站月台上掛着革命導師的畫像，宣傳欄裡貼著烏拉爾巨大工廠、烏克蘭的集體農莊、紅場檢閲的圖片。革命者為蘇聯取得的每一個成就感到由衷的高興。
鐵托來到莫斯科，過去他曾路過彼得堡，卻沒有到過這裡。共產國際的總部在離紅場不遠的馬霍瓦伊大街，而其幹部則多半住在高爾基大街的盧克斯旅館。鐵托到達後，向南共駐國際的代表弗拉基米爾·喬皮奇報到。盧克斯是一個規模很大的老式旅館，樓下有一個餐廳，鐵托在這裡得到一個小房間。
旅館的進門處，設有簽證的地方，所有來人必須在此領取通行證，沒有證的絶對不許入內。
鐵托被任命為共產國際巴爾幹書記處候補委員兼南斯拉夫報告人。
他今後的工作就是在德國共產黨領袖威廉·皮克領導下的巴爾幹書記處主管南斯拉夫事務。人們給他起了個新名字——瓦爾特。
巴爾幹書記處管轄南斯拉夫、希臘、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國的黨。共產國際的領導就是通過若干個這種按國家地域劃分的書記處進行的。各國黨的問題先在書記處討論，然後再拿到共產國際的會議上討論。書記處的領導人都是共產國際主席團成員。
主席團主席是保加利亞著名的共產黨人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由於他在希特拉臭名昭著的國會縱火案中，在萊比錫審訊時的光輝表現，更由於在工作中目睹了季米特洛夫的人格和作風，鐵托對他非常敬仰。此外他跟皮克也很談得來。在莫斯科期間他還結識了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人，他們是陶里亞蒂、法國的多列士、捷克的哥特瓦爾德、西班牙的迪亞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