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多次，站在旁邊，目不轉睛地注視着，生怕她們摔倒，跌成骨折，但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是多餘的。
1991年聖誕節，我是在新西伯利亞市度過的。孩子們把雪堆得是有四層樓那麼高，然後一個個從頂端往下滑，再爬上，再往下滑，一刻不停，沒有一個孩子落伍。這些小朋友的體力是很強的。
有幾次，我見到幾個小孩在雪地上躺着曬太陽。我跟大人說，這樣要凍壞的。他們笑笑說：「沒有事。」嚴寒鍛鍊了人的耐力，也鍛鍊了意志。
西柏利亞的春天十分短促，到處都是冰雪消融後的泥濘。雪停了沒有多少時間，就進入初夏時節，孩子們便歡快地投入大自然的懷抱，到密密的森林中去採集野果、蘑菇、蕨菜等；到河裡、湖裡去游泳，去乘汽艇遨遊；到兒童樂園玩各種遊戲；到草地上去野營。在伊爾庫茨克市醫院附近，也有教授日本柔道和中國氣功的培訓班，一些學生課餘也去學習。那裡的署假放三個月，孩子們經常隨父母到外地療養，旅遊，曬黑一身皮膚。
當時日照長，到午夜後太陽才下沉，小孩多半一直玩到天黑了才回家。他們吃得很簡單，菜很少，有的只吃黑麵包和牛奶，但由於重視鍛鍊，體質的確不差。有的孩子還被安排到部隊去過夏令營，經受更嚴格的磨練，顯得勇敢、 悠然下山去南風窗棲雲
森林中舉辦比「大」比賽。老牛走上擂台，動物們高呼：大。大象登場表演，動物們也歡呼：大。這時，台下角落裡的一隻青蛙氣壞了，難道我不大嗎？青蛙嗖地跳上一塊巨石，拚命鼓起肚皮，並神采飛揚地高喊：我大嗎？不大。
傳來一片嘲諷之聲。
青蛙不服氣，繼續鼓肚皮。隨着「嘭」的一聲，肚皮鼓破了。可憐的青蛙，至死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
我的一位朋友，是個登山隊員，一次他有幸參加了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活動，在
6400米的高度，他體力不支，停了下來。當他講起這段經歷時，我們都替他惋惜，為何不再堅持一下呢？再攀一點高度，再咬緊一下牙關。
「不，我最清楚，
6400米的海拔是我登山生涯的最高點，我一點都沒有遺憾。」他說。
我不禁對他肅然起敬。聯想起人生，一個人不怕拔高，就怕找不到生命的至高點。任何事情都存在突破口，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夠穿越突破口，抵達更高的層次。”“如果說挑戰是對生命的發揚，那麼明智該是另一種美好的境界，是對生命的愛戴和尊敬。
一個不懂得珍惜生命的人，命運會給予他懲罰。
那樣，揣一根坐標尺上路該是何等重要！它能督促我們不懈努力地攀登，又能提醒我們恰到好處地戛然而止。
仰之彌高，那是笨蛋的愚蠢和貪婪。一個智者，此時此刻，也許悠然而從容地下山去了。□ 尤今看人生南方日報尤今背後那雙眼那一年，我讀中二。
清楚地記得：當時《南洋商報》有個服務版，每週都撥出一定的版位，讓讀者免費刊登「徵求筆友啟事」。
我是個終日把自己囚禁于文字的女孩——既愛讀，也愛寫。握在手中的那管筆，彷彿藏了千軍萬馬，老是呼嘯着想衝出來；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卻是個木訥口拙而又孤僻離群的人，因此，以筆交友，對於社交生活一片空白的我來說，充滿了一種難以抵擋的誘惑力。
一日，鼓起勇氣，以「漪佩」為名，擬了一則「徵友啟事」。
兩周過後的一個早上，才踏出房間，便聽到爸爸喊道：「過來。」
指着報上的那則徵友啟事，問道：「這漪佩，是你嗎？」爸爸那張好像「發霉麵包」的臉，使我本能地起了顫慄性的懼怕，以細若蚊子的聲音應道：「“是。」
接下來那一周，信件驚人地多——不是一封一封地飛來，而是一疊一疊地湧來，信箱几乎都被撐破了。
爸爸坐在身邊，拆信、讀信，然後，成堆成堆地用像皮筋子捆起來，表情肅穆地囑我拿去丟掉。我倔強地忍着眼淚，照他的指示做。信從十多層樓上往垃圾桶扔下去時，發出了悶悶的聲音，我明顯地感覺到悲哀像一陣黑黑的風，冷冷地掠過我掛了一塊鐵的心。
以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件事一直是我心裡很大的一個疙瘩。它連同生命裡許多快樂與不快樂的事兒深深地埋葬在我記憶的底層裡。
事隔
30年，在接受資深記者黃麗萍小姐的訪問時，爸爸忽然提起了這件塵封已久的往事，說：「我怕她誤交損友，所以，不讓她回信。」
聽到這話，眼前立刻浮起一個瘦小的背影。她站在垃圾桶前，把信一捆一捆地往下丟，長長的臉，滿滿的都是怨；細細的眼，濕濕的都是淚。可是，這女孩，沒有想到，她的背後，有一雙充滿關懷的眼睛，如同照明燈一樣，為她照亮前面的道路。
等意識到背後有這樣一雙溫暖的眼睛時，這女孩，已為人妻、為人母了；而且，她也正以同樣的目光，注視着她自己的孩子哪！
幸福的飲料記不清那是多少年前的舊事了。
台灣已故散文家鐘梅音女士隨同夫婿余伯祺先生旅居新加坡。
一日下午，到她坐落于加東的寓所造訪她。天南地北，不知時光流逝。時鐘敲響六下時，余伯祺先生下班歸來了。溫文嫻淑的鐘梅音女士立刻站了起來，替他接過了公事包，擱到收拾得纖塵不染的櫃檯上，然後，施施然地走進了廚房，倒了一杯茶，雙手遞給坐在沙發上準備翻閲報紙的夫婿。
余伯祺先生接過了茶後，雙眸微笑地瞅着他的夫人，低聲說：「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