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乘飛機在貴陽中轉時，與一位海外人士聊天。我微笑着問他是不是香港人，他頭一昂大聲道：「我是日本人！」我半晌無語，然後突然罵了他一句家鄉土語，再笑着拍拍他的肩，用漢語一字一頓地說：「只要不來中國搗蛋，歡迎。」
我一直感嘆一件事，
50年前蘇聯軍隊拒受一支德軍的投降，因為他們殺害了蘇聯的好兒女卓婭和舒拉。我曾想日本戰敗時我們也是有理由不接受日本第六師團投降的：人類沒有任何一次慘案比南京大屠殺更殘暴血腥了。那是一支野獸之師。從道義上講，敗而伏爪的野獸也許會馴化；從情感上講，他們的牙縫裡塞滿了
30萬無辜中國百姓的血骨碎肉。
令人尤為悲憤的是，至今沒有哪一屆日本政府做過正式懺悔和道歉。
在日本投降
50周年前夕，上海電視台舉辦了一次聲震九霄的百架鋼琴演奏，咆哮的《黃河》讓人心激顫。然而一個微小的細節將我的情緒打亂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首席鋼琴是日本雅瑪哈牌子——不是星海牌——日本鋼琴的音色的確很亮。
但，有些聲音無關耳朵。正如有些情感難以言說。
1984年我赴四川一座小煤礦搞地質科研，與地測科一位
50多歲的技術員相識。他發稀話少，井下素描圖卻作得精細漂亮。
我去他家做客，看到牆上一幅筆力遒勁的松竹梅，才得悉他曾是美院的高材生。他一生中最大的跟頭摔在
1957年。
反右時，系書記讓大家對一個敢說真話的班幹部進行「活靶子」式的教育。眾人頓時口誅筆伐。待問到他時，他半晌無語，他的同窗女友更是緊張得不敢看他。
最後他像作寫實畫一樣吐了心言。
兩個月後，他和那位“活靶女友沒去送他。
20多年後，他被平反，並被分到礦上。昔日的丹青手成了地質素描師。沒有人太注意他的河流在哪裡和哪裡轉過大彎。
我問他：「若再選擇一次，還會說真話嗎？」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過當時沒說真話的許多同學在『文革』中還是被說更多假話的人打倒了。」
他轉而反問我：「如果能讓我選擇一次，何不讓上邊也重新選擇一次？」黑色命運的死結，常常是被一顆顆紅潤的心綴緊的麼？一位在美國讀完碩士的朋友歸國一年，歷經一些不如意後，準備再渡重洋。
「我還會回來的。」在送別聚會上他不住地對朋友喃喃，因為酒的緣故，他不連貫的語句還夾着一些英語：「……我研究了這
10多年英美文學了。可看著順眼的還是咱中文……我真他媽喜歡這方塊漢字，有些字眼看著就叫人心動，比如蒼天、永恆、悠悠……歡樂英雄、碧草白雲。」
我相信他一定會回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這般生動地表述出碧草白雲。
我想起湘籍海南作家韓少功先生描寫世界和民族的一另外選擇居地，但沒法選擇生命之源，即使這裡有許多你無法忍受的東西，即使這塊土地曾經被太多的人口和災難壓榨得疲憊不堪氣喘吁吁。你沒法重新選擇父輩，他們的臉上隱藏着你的容貌，身上散髮出你熟悉的氣息。也許更重要的是，這裡到處隱伏和流動着你的中文，你的心靈之血。如果你曾經用這種語言說過最動情的心事，最歡樂的和最辛酸的體驗，最聰明和最幼稚的見解，你就再也不可能與它分離。”
生命不是一盒巧克力糖董橋
你講個笑話給英國人聽，他會笑三次：你講的時候他笑一次——那是禮貌；你那個笑話的時候他第二次笑——那也是禮貌；最後，他半夜三更醒來突然大笑起來，因為他終於懂了笑話的意思。你把同樣一個笑話講給德國人聽，他會笑兩次：你講的時候他笑一次——那是禮貌；你解釋那個笑話的時候他第二次笑——那也是禮貌。他不會笑第三次，因為他永遠弄不懂笑話的意思。你把同樣一個笑話講給美國人聽，他會笑一次——你一講他就笑了，因為他一聽就懂了。
可是，你把笑話講給猶太人聽，他根本不笑。他會說：「那是老掉牙的笑話了，再說，你都講錯了。」
英國人拘謹，腦筋動得不快，卻肯下功夫去想問題。德國人死板，毫無情趣。美國人是腦袋比較靈活的人，也不懶。猶太人最聰明最世故，天生是背着歷史包袱的悲劇民族，容易學有所成。
中國人頗像猶太人，謙恭有餘，激昂不足；苦中幽默，笑裡常見皺紋，該是國運使然。唐詩有「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一句，有人顛倒竄換一二字為聯，送給庸醫：「不明財主棄，多故病人疏。」大妙！這是黃苗子先生說的。世事往往教人笑不出來。
筆底妙語連珠的老舍，「文革」時期還是投湖自盡了。又淵博又有文采的沈從文一度給揪到天安門城樓上洗男女廁所。苗子先生說：「沈先生認認真真天天去打掃，像摩挲一件青銅器那樣摩挲每一個馬桶，將來有人寫『天安門史』，應該補這一筆。」「忍」功真是中國的國粹了：忍着哭，忍着笑，忍着所有逆來的橫禍。
沈先生背着
30萬字的《中國服裝史》初稿到咸寧幹校，結果被扣下來，丟了。老人家居然有勇氣重新寫出一本來。《阿甘正傳》裡說：生命像一盒巧克力糖，你永遠不知道盒裡乾坤。不是每一個民族的生命都像一盒漂亮的巧克力糖。
幸好沈從文會說：「中國的刺繡，美呀！漢代漆器紋樣，美呀……」 生命暢想曲《真善美》田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