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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刊第三十五期《關於歷史的引用》的最末一段裡，曾經有這樣的幾句話：「汪精衛先生既然這樣的喜歡『比』喻，我倒也有一『比』，倘把阮大鋮的《燕子箋》比之於雙照樓的詩詞，那又怎麼樣呢？」自以為尚非對汪氏的誣衊，而且也決不是一時的「意氣」之作。但編輯先生卻把這一段的話刪去了。因為那時候的汪精衛，雖然已經有了不忠於黨，不利於國的「言」，似乎還沒有很顯明的拍賣抗戰的「行」。苟非辱國有據，誰又不希望別人的「懸崖勒馬」呢？所以編輯先生的苦衷，我是應當瞭解的。
至于阮大鋮，他原是明末最卑鄙無恥的一種角色。他挑撥是非，排斥異己，不但賣嘴，而且賣心。當東林黨得勢之際，他是一個煊赫當世的「黨徒」，但當魏忠賢的氣焰萬丈的時候，他又是「滿朝皆義子」之一 。然而待到明室既亡清兵入關，他於是就做了清兵南征隊中的天字型大小的先鋒了。
綜其一生，「游來游去」，無非為「子女玉帛」，私人的貪婪的慾望打算而已。而汪精衛，
嗚乎！我也實在有些「先生」不下去了。他在清末的排滿營壘中，不能不說是革命的先驅。待到北伐告成，他又是以「左」的嘴臉出現。
至于眼前，則禍國的言行昭然，國府的政令已下，稱為叛徒，稱為國賊，恐怕也正是人同此心罷！所以將他比之於千變萬化的阮大鋮，雖在他的電片尚未發表的當時，我覺得也確是有些類似的。但在涉筆之間，卻多少還有那樣的心境：寧願我的比喻在不遠的將來能成為落空，而不願阮大鋮秦檜之類的靈魂躲在汪精衛的身上。但自然，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我們對他的希望，僅止於「不通敵」。過多或過大的期待，是不能寄諸于蘆溝橋抗戰以來的汪精衛的。
這就因為他的妥協的殘滓，苟安的脈絡，遠在西安事變以後，早就分明於稍有頭腦的人們的心中。當蔣委員長隨着一片灼熱的爆竹聲安然「出險」的時候，而汪精衛卻也于此時翩然返國了，「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回答這詢問的：是汪精衛的大失望的嘴臉！是他的懊喪，悵惘的心！而且我們記得在當時事變解決後，起着同樣的懊喪的，還不止汪精衛一 人。而在今日，他居然也被日本軍閥認為足以付託軍權的對象了。
然而，曾幾何時，先前的輝煌的舊業，固然毀于一旦，而自南京至重慶之間的汪精衛的曖昧，游移與動搖的態度，至此也就廓然一清。這無論從此後的抗戰着想，從國民黨的法紀着想，都是一件不大容易而又大可慶祝的事情。時間對於漸近滅亡，無藥可救的東西，是殘酷的淘汰。但對於另一種的人們，則恰恰相反，她在孕育，在鍛鍊。
試看日腳剛剛跨出了一九三八年的第二天，就遠迢迢地從激湍的大江，嶮巇的蜀道，在曉色蒼茫中給苦留上海的我們，帶來了這麼一個值得驕傲的喜訊！
據何香凝先生的「斥汪論文」，謂汪在六年前已有「細細想來，秦檜算不得漢奸」之語。汪精衛的引秦檜為同調，當然無足深怪。而這也不過是溫宗堯之流的余唾而已！所謂「與日人周旋，始得收復四省土地」之說，不是正跟他的「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謀東北四 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云云，有「異曲同工」之妙嗎？而這「曲」一經唱出，汪精衛鼻子上的白粉，也就從此永難洗刷了。這便是說，我們對於他實在也不必存着什麼的幻想與期望。
記得梁實秋教授曾說過「我們不能因別人一提及和平，就目為漢奸」一類的話。這是在重慶開參政會而適當汪精衛做主席時說的。這真是一個極撩人的秋波——對於「汪副總裁」。然而現在：辱國的言行俱在，懲汪的政令煌煌，「周旋」於他的左右者，正是土肥原，陳中孚諸公也。
因汪精衛的為秦檜張目，倒使我想起秦檜來了。凡是一 個大漢奸的事敵，總是有許多貌似「理直氣壯」的理由。不是誣別人為「好大喜功」，就是說自己是「忍辱負重」。例如秦檜，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諸君爭取大名以去，如檜但欲了國家事耳。
」這又說得何等的堂皇，何等的磊落。而且贊成他的主張的不僅是民國的汪精衛。正如桓溫的「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二語，為多少民賊國奴作掩飾，作「解嘲」，與作辯護！
中國抗戰的勝利，是使我們千秋萬世的獲到生存與自由。
而秦檜即使有他的「功勛」，充其量不過使南宋苟安一時。至于結局，大家還是貼貼服服的做蒙古人的奴隷。然而有人以為當時如無秦丞相的「斡旋和平」，也許南宋早已亡了。但不知這正是徹頭徹尾的奴性的表現！苟安十年與苟安百年又有什麼的分別？我們如果還對自己的子孫，自己的國族，有一 些珍惜，有一分寶愛，那末：這百年的苟安就應該無情的踢走它！
明知到了百年之後，仍不免于滅亡，而依然做着苟安的夢者，那末：這樣的腳色就應該無情的踢走它！
今與昔
金性堯
鄂王墓上草離離，
秋日荒涼石獸危；
南度君臣輕社稷，
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勝悲！
元 趙孟俯《岳鄂王墓》
近來又有人在提起宋代的秦檜，明代的吳三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