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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
後來我尋來尋去,只尋得一部吳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帶到蕪湖路上去看。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如今的中國人,肚子餓了,還有些施粥的廠把粥給他們吃。只是那些腦子叫餓的人可真沒有東西吃了。
難道可以把《九尾龜》,《十尾龜》來充饑嗎?
中文書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調查現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書籍。看來看去,都是 些什麼蕭士 比亞的《威匿思商》,《麥克白傳》,阿狄生的《文報選錄》,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師》,歐文的《見聞雜記》,……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書。內中有幾部十九世紀的書,也不過是歐文,迭更司,司各脫,麥考來幾個人的書,都是和現在歐美的新思潮毫無關係的。怪不得我後來問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習,竟連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聽見過,不要說Tchekov和Andreyev了。
我想這都是現在一班教會學堂出身的英文教習的罪過。這些英文教習,只會用他們先生教過的課本。他們的先生又只會用他們先生的先生教過的課本。所以現在中國學堂所用的英文書籍,大概都是教會先生的太老師或太太老師們教過的課本!怪不得和現在的思想潮流絶無關係了。
有人說,思想是一件事,文字又是一件事,學英文的人何必要讀與現代新思潮有關係的書呢?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我們中國學英文,和英國美國的小孩子學英文,是兩樣的。我們學西洋文字,不單是要認得幾個洋字,會說兒句洋話,我們的目的在於輸入西洋的學術思想,所以我以為中國學校教授西洋文字,應該用一種「一箭射雙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時並教。例如教散文,與其用歐文的《見聞雜記》,或阿狄生的《文報選錄》,不如用赫胥黎的《進化雜論》。
又如教戲曲,與其教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不如用Bernard Shaw的Androcles and theLion或是Galsworthy的Strife或Justice。又如教長篇的文字,與其教麥考來的《約翰生行述》不如教彌爾的《群己權界論》。……我寫到達裡,忽然想起日本東京丸善書店的英文書目。那書目上,凡是英美兩國一年前出版的新書,大概都有。
我把這書目和商務書館與伊文思書館的書目一比較,我几乎要羞死了。
我回中國所見的怪現狀,最普通的是「時間不值錢」。中國人吃了飯沒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撲克」。有的人走上茶館,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隻鳥兒到處逛逛,也是一天了。
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商議,或是有話談論,倒也罷了。其實並沒有可議的事,可說的話。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處有事,忽然來了兩位客,是XX館的人員。
我的朋友走出去會客,我因為事沒有完,便在他房裡等他。我以為這兩位客一定是來商議這XX館中什麼要事的。不料我聽得他們開口道:「XX先生,今回是打津浦火車來的,還是坐輪船來的?」我的朋友說是坐輪船來的。這兩位客接着便說輪船怎樣不便,怎樣遲緩。
又從輪船上談到鐵路上,從鐵路上又談到現在中文兩銀行的鈔洋跌價。因此又談到梁任公的財政本領,又談到梁士詒的行蹤去跡……談了一點多鐘,沒有談上一句要緊的話。後來我等的沒法了,只好叫聽差去請我的朋友。那兩位客還不知趣,不肯就走。
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讓我的朋友去領教他們的「二梁優劣論」罷!
美國有一位大賢名弗蘭克令
BenJamin Frank1in的,曾說道:「時間乃是造成生命的東西。」時間不值錢,生命仍然也不值錢了。上海那些揀茶葉的女工,一天揀到黑,至多不過得二百個錢,少的不過得五六十錢。茶葉店的夥計,一天做十六七點鐘的工,一個月平均只拿得兩三塊錢!還有那些工廠的工人,更不用說了。
還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說了。人力那樣不值錢,所以衛生也不講究,醫藥也講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舖裡和窮人家裡的種種不衛生,真是一個黑暗世界。至于道路的不潔淨,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
最可怪的是無論阿貓阿狗都可掛牌醫病,醫死了人,也沒有人怨恨,也沒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錢,真可算得到了極端了。
現今的人都說教育可以救種種的弊病。但是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檢直可以亡國。我有十幾年沒到內地去了,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學堂。學堂的課程表,看來何嘗不完備?體操也有,圖畫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國文,修身之類,更不用說了。
但是學堂的弊病,卻正在這課程完備上。例如我們家鄉的小學堂,經費自然不充足了,卻也要每年花六十塊錢去請一個中學堂學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塊錢買一架風琴。我心想,這六十塊一年的英文教習,能教什麼英文?教的英文,在我們山裡的小地方,又有什麼用處?至于那音樂一科,更無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