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當時那副對聯倘不拿出去曬，趙君無由和我相見，我就無法得到這權利，我這逃難就得另換一種情狀。也許更好；但也許更壞；死在鐵蹄下，轉乎溝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憐的動物！極微細的一個「緣」，例如曬對聯，可以左右你的命運，操縱你的生死。而這些「緣」都是天造地設，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
寒山子詩云：「碌碌群漢子，萬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的逃難，與其說是「藝術的」，不如說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說是「宗教的」。
趙君名正民，最近還和我通信。
1946年
4月
29日于重慶
悼夏丐尊先生
豐子愷
我從重慶郊外遷居城中，候船返滬。剛纔遷到，接得夏丐尊老師逝世的消息。記得三年前，我從遵義遷重慶，臨行時接得弘一法師往生的電報。我所敬愛的兩位教師的最後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傯的時候傳到。
這偶然的事，在我覺得很是蹊蹺。因為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可愛，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如今噩耗傳來，也好比給我同樣的最後訓示。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與警惕。
我早已確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確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違教，快要再見，而終於不得再見！真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猶憶二十六年秋，蘆溝橋事變之際，我從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車，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滿面憂愁，說一句話，嘆一口氣。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說：「夏先生再見。
」夏先生好像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不曉得能不能再見！」同時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我回頭對他發笑。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憂。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後一面，果然這一別「不能再見了」！
後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輾轉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先生始終住在上海。初年還常通信。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後，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使他受累。
勝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我很高興。字是精神的象徵，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難，使我不能早歸；終於在勝利後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說是「抱恨終天」的事！
夏先生之死，使「文壇少了一位老將」，「青年失了一位導師」，這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用不着我再講，我現在只就我們的師弟情緣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與李叔同先生
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懷。不過表面上一位做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猶憶三十餘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
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後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監，後來教國文。
但他也是博學多能，只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
鑒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遊，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矇、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
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願，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他聽到請願，也許暗嗚叱吒吒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願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願，而替你設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准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
夏先生苦笑着問他：「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松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麼來考師範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
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
其實做得很好，所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譬如上課，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應寫的，都先寫好
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時候推開來。然後端坐在講台上等學生到齊。譬如學生還琴時彈錯了，他舉目對你一看，但說：「下次再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