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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駐華公使克蘭氏說中國人自己沒有維持秩序的能力，曾提創國際共同管理。我想國際共同管理倒是很好的現象。……假令英國在國際共同管理之下，則愛爾蘭何至受那麼大的騷擾！我不曉得那時中國駐美公使是誰，如果這位公使能把美國像拳匪一樣圍殺黑人的事調查明白，報告中國政府，也主張國際共同管理，從非洲招些黑聯軍去攻打紐約的拳匪，打勝了之後，猶如在北京哈德門大街似的在紐約城中的五馬路立一塊紀念碑，那才算公平。……」羅素臨別中國時，曾這樣的和我們說。
他並且說：「這些意見不是上中國的岸時就有的。」
這回愛新覺羅溥儀遷居後海的事，雖有人額手相慶，卻也有人因而怒髮衝冠；姑不論這事是出於溥儀的本意，或者他容納了別人的勸告，正如從前華林君之失戀一樣的是一件私事，不但算不得中國歷史上一件名譽的事，也算不得中國歷史上一件不名譽的事，也談不到孝悌忠信。雖然那時袁世凱並無特任愛新覺羅溥儀為人的明令，反正我們已經當他是一個人看，更從胡適之先生的口裡，當他一個有為的青年看。
倘若我們刻毒一點，盡可讓他在私邸中稱孤道寡，不務正業。
如果仁厚一點也盡可勸他改邪歸正，設法向上。他在那裡送酒席為「段臨時執政」接風，別人勸他遷居，錢玄同在那裡為他計劃前途，都是私人的友誼與動作；閒空的人盡可去設法度他的閒空的日子，正不必前來干預。
可是偏偏有人來干預了。並且不只是中國人，並且這些外國人也誠如荷馬詩裡所說的「不像是一個出身微賤或欠缺知識的人，」並且都是政務倥傯不是閒空的人。於是乎我又想到溥儀實有出「宮」之必要，而且叫他出宮實是我們不甘再作「奴臣」的人的責任了。外國人懷着他們的好心——只少也顧到中國人的體面，在那裡向我們的長官們，他們的輿論機關中說話，幸而有我們的外交官在那裡答覆他們，雖然該如何的答覆並沒有來徵求我的同意，我也不知道外交官究竟如何的答覆他們，可是我已經證明中國人的愛中國不如外國人「愛」中國的熱烈，更談不到替外國人顧體面：愛爾蘭總統囚禁在培法司特
Belfast，不聽中國政府派朱兆莘去警告，日本慘殺大杉榮家族與朝鮮人，不聽中國人想去弄個「領事裁判權」，也不聽美朝聯軍去攻打東京城；照例這些事中國人都應該做的，最低限度也該學他們「正誼」與「人道」的辦法。
偏偏中國人和我們的長官都忘記了——大概注全力於防止赤化的宣傳，忽略了這一路。
我倒沒有別的意見，外國人「正誼」與「人道」的辦法，我也可以同意，好歹我們可以還價。不過中國人有時也可以和他們的外交官去談談，好在「正誼」與「人道」並不是一 件專利品，且也可以點綴點綴，符了國際平等的條例。
不然，你要猜透了外國人的心意，有美國預言家保羅師父那樣的本領；只要你愛中國的心在外國人之上，外國人也就不屑越俎而可以有機會去愛他們的祖國了。于此我感到中國海陸軍之不但不可裁，且也當發明千百種「死光」才能來整理你的家務，至于「正誼」與「人道」實在只配點綴。嗚呼！
發表於《語絲》四期
1924年
12月
8日
署名川島橋 上
──斷藕之一
川 島
──這一年我是幾歲呢：十一？十二？我的姑母許還記得吧。
他們說，伊比我大四歲，那末伊該是十五或者十六了，在那一年。
如今我是連我當時的年紀也已忘卻，在那時只聽說伊比我年長四歲，我那渺茫的幻想就如得了多少的保障，深深地鎸在記憶中，到如今還沒有褪去微笑的顏色。我屬牛，伊屬鷄，據說肖數是相合的。你看，夠多巧呀，這個合；我聽了，真是──比我剛知道伊那小名兒時還要高興。
我是跟祖母到姑母家去做客的，姑母的住所和伊家隔着一條河；雖然中間有橋並不礙事，可是要沒有這條河。伊便成了我姑母家的近鄰。不至于如現在生分！一說起來便是西岸開洋貨鋪家的英姑，好似兩家的門口不就有橋，離的如何遼遠。
倘若我站在姑母家的門口──就說是橋上吧，據我此刻的推測，當不僅是鄰近的人家或者英姑家裡，知道我是誰家的客；就是常在橋上走過的人，也該知道我是一個異鄉人。
薄暮的時節，在橋上望不見落日，要是伊也在門口，那晚霞──晚霞般的美的便依稀能在西方覷見，見了使我感到幻滅。因此，不但薄暮時節，幾日來我于午前後也和姑母說到橋上來看船了。那船也真好看；一隻出阪船，夫婦分坐在船的兩頭上使槳，中艙堆着不多的白菜和蘿蔔，根際還帶著泥。一隻漁船，船艄上放著一頂大箬帽，箬帽底下露出來一點蓑衣的角，中艙裡是幾盆魚，魚都是活的，我知道有一種是鱸魚，就如鱖魚似的，漁夫坐在船頭上使槳；有時在中艙裡大約是漁人的子侄，用蚌殼把船中的積水往船外潑。
要是賣番薯或者菱角的，還有一隻竹籃裡放著秤；叫賣的人便是在船頭上划槳的人……我老實說，那時所要看的不是這些，是比這些更要好看的英姑娘。
如何我會知道伊叫阿英呢，是伊自己告我的。伊的半個身子倚在橋樑上，低着頭吞吞吐吐地和我說，「爹和娘都叫我阿英，三弟討厭，他老說我是蒼蠅。」後來也聽得我姑母說，西岸的英姑和檀哥兒倒頂說得來的，他們的肖數也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