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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國去，她原定在北平東車站送行，因為那天早晨要替我趕完一件絨衣，到了車站，火車已經開走了，她十分惆悵，過幾天她又趕到上海來送我上船。我感謝之餘，還同她說，「假如我是你，送過一次也罷了，何必還趕這一場傷心的離別？」她泫然說，「就因為我不是你，我有我的想法！」─—廬隱有一首新詩，就記的是這件事，我只記得中間四句，是：
辛苦織成的絨衣，
竟趕不上做別離的贈品，
秋風陣陣價緊，
不嫌衣裳太薄嗎？
在上海我們又盤桓了幾天。動身之日，我早同她約定，她送我上船就走，不要看著船開，但她不能履行這珍重的諾言，船開出好遠，她還獃立在碼頭上……
到美國以後，功課一忙，路途又遠，我們通信的密度，就比從前差遠了，我只知道從上海，她就回到福州去教書。在十三年的春天，我在美國青山養病，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張君勱先生向她求婚，問我這結合可不可以考慮，文句雖然是輕描淡寫，而語意是相當的懇切。我和君勱先生素不相識，而他的哲學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巳讀過，世瑛既然問到我，這就表示她和她家庭方面，是沒有問題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這件事，並請她告訴我以嘉禮的日期。那年的秋天，我就接到他們結婚的請柬，我記得我寄回去的禮物，是一隻鑲着桔紅色寶石的手鐲。
民國十五年秋天，我回國來，一到上海，就去訪他們夫婦，那時他們的大孩子小虎誕生不久，世瑛在床上，君勱先生趕忙下樓來接我，一見面就如同多年的熟朋友一樣，極高興懇切的握著我的手。上得樓來，做了母親的世瑛，乍看見我似乎有點羞怯，但立刻就被喜悅和興奮蓋過了。我在她床沿雜亂的說了半小時的話，怕她累着，就告辭了出來。在我北上以前，還見了好幾次，從他們的談話中，態度上都看出他們是很理想的和諧的伴侶。
在我同他們個別談話的時候，我還珍重的向他們各個人道賀，為他們祝福。
民國十六年以後，我的父親在上海做事，全家都搬到上海來。年假暑假我回家的時候，總是常到他們家裡，世瑛又做了兩個，三個孩子的母親，她的惇厚溫柔，更是有增無減，同時她對於君勱先生的文章事業，都感着極大的興趣，儘力幫忙。我在一旁看著，覺得我對於世瑛的敬愛，也是有增無減！她在家是個好女兒，好姐姐，在校是個好學生，好教師，好朋友，出嫁是個好妻子，好母親，這種人格，是需要相當的忍耐和不斷的努力，她以永恆的天真和誠懇，溫柔和坦白來與她的環境周旋，她永遠是她周圍的人的慰安和靈感！
民國廿年母親去世以後，父親又搬回北平來，我和世瑛見面的機會便少了。民國廿三年他們從德國回來，君勱先生到燕大來教書，我們住得很近，又溫起當年的友誼。君勱先生和文藻都是書蟲子，他們談起書來，就到半夜，我和世瑛因此更常在一起。北平西郊的風景又美，春秋佳日，正多賞心樂事，那一兩年我們同住的光陰，似乎比以前更深刻純化了。
他們先離開了北平到了上海，我們在抗戰以後也到了昆明，中間分別了六七年，各居一地，因着生活的緊張忙亂，在表面上，我們是疏遠了。直到了前年，我們又在重慶見面，喜歡得几乎落下淚來，她握著我的手，說她聽人說我總是生病，但出乎意外的我並不顯得憔悴。我微笑了，我知道她的用心，她是在安慰我！我謝了她，我說，「抗戰期間，大家都老了都瘦了，這是正常的表現，能不死就算好了。」她攔住我，說，「你總是愛說死字……」我一笑也就收住─—誰知道她一個無病的人，倒先死了呢！
她住在汪山，我住在歌樂山，要相見就得渡一條江，翻一座嶺，戰時的交通，比什麼都困難，弄到每年我們才能見到一兩次面。她告訴我汪山有綠梅花。花時不可不來一賞，這約訂了三年，也沒有實現─—我想我永不會到汪山去看梅花了，世瑛去了，就讓我永遠紀念這一個缺憾罷。
我們在重慶僅有的一次通訊。是她先給我寫的，去年五月一日，她到歌樂山來參加第一保育院的落成典禮，沒有碰到我，她「悵惘而歸」，在重慶給我寫了幾行：
冰姐：
到重慶後，第一次去歌樂山……因為他們告訴我，你也許會來參加保育院的落成典禮……我可以告訴你，我在山上等你好久了……我念舊之情，與日俱深─—也許是年齡的關係，使我常常憶舊─—可是今天的事實，到了保育院，既未見你，而時間的限制，又無法去看你，惆悵而歸，老八又告訴我，你身體不大好，使我更懊悔我錯過了機會，不抽一刻時間來看你！我在山上幾次動筆寫信給你，終於未寄，今天無論如何，要寫這幾個字給你，或不是你所想得到的，我是怎樣今情猶昔！再談吧，祝你
痊安
瑛 五·一·
我在病榻上接到這封小簡，十分高興感動，那時正是杜鵑的季節，綠蔭中一聲聲的杜宇，參和了憶舊的心情，使我覺得惆悵，我復她一信。中有「杜鵑叫得人心煩」之語，今年三月，她已棄我而逝，我更怕聽見鵑啼，每逢聽見聲淒而長的「苦─—苦」，總使我矍然的心痛，尤其是在雨中或月下的夜半一連疊聲的「苦─—」，枕上每使我淒然下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