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第五行政區戎勝伍專員的結論則是：「別處怕民眾起來，我們這裡就怕民眾不起來。」
戎專員也不必怕，
1938年
12月l
1日，就有陵川民眾代表五十餘到他面前來請願撤換他們的貪污縣長師人風。民眾的沉痛呼聲把老實的戎專員感動得紅了眼睛。「你們的痛苦我都知道，」他說，一邊伸出了手，「看，我的也是農民的手呀。」
請願的代表大多是農民。留在長治靜候消息的三個代表
其中一個已經長了白鬍子就住在第五行政區農民救國會裡。農民救國會裡經常住五個常務委員。他們是從五個縣的鄉下來的道地莊稼人。
武裝部主任，從潞城來的，穿著黃銅葡萄式扣子斜襟的黑布棉襖而照軍裝規矩的束了一根皮帶。他只在襄垣受過一星期的訓練。到這裡就什麼都辦得有條理了。另一個農民，擔任秘書的，在
12月
20日第五行政區工人救國會成立會上，雖然是怯生生的，畢竟上台致詞了。
參加這個成立會的各縣工人救國會代表一共到了二百多人，其中十分之一光着頭。十分之二用毛巾包頭，十分之五戴瓜皮小帽，十分之一戴皮帽，十分之一戴軍帽。可是一聽說唱歌，老老少少，毫不忸怩，「工農商學兵……」大家合上來唱了。
長治縣婦女救國會辦事處的桌子上擱着黑布和針線，因為他們正在發動會員給青年救國會做二百雙鞋子。
同一院子的長治兒童救國會的房間裡則掛着幾支電棒，一看就令人想起那些小英雄的光芒與威棱，兩個十五歲的鄉下孩子，一胖一瘦，都是委員了。胖的指瘦的對我們說：「他管組織部。」他自己呢？「鋤奸部，」他回答。聽到說「鋤奸」，我們就立刻想起當地報紙上每隔若干日總可以讀到的各地兒童團抓住漢奸的新聞。
提起這些事來，鋤奸部主任淡淡的解釋了：「都是些小漢奸」。「都是和你一樣小嗎？」我們打趣說。「並不是人小呀，」他只微微的一笑。他們大多是下毒藥的，販白麵金丹的。
兒童團查路條最認真。為不給看路條，長子縣兒童團扣過縣長，陵川縣兒童團扣過洋教士，平順龍鎮的兒童團中把自己的舅父都扣了。從他們充滿了幼稚的字跡的「工作報告簿」上，我們可以隨便翻出幾條來看看他們辦起事來那副認真的面孔：
四區報告，韓村村副不負責。須村兒童放哨不確實，教員不負責，自衛隊黑夜不放哨，一個人借了一個通行證。南和沒有學生放哨。
二區報告，蘇店宣傳隊成立，每星期一下；偵察隊成立，每星期上早操。晉寺宣傳隊成立，每半月宣傳一回；募捐隊已經成立，沒有筆墨。
長治馬路寬。長治城大，空地多，於是大家也就感到一點「不滿」──不是「不滿意」，而是「不滿足」。精神上和實際上的空間老是填不滿，而時間永遠是那麼短，尤其在目前，在冬天，一做工作，天就黑了。於是煤油燈， 麻油燈，洋蠟都起來盡它們所能盡的綿力。
民族革命中學的大禮堂裡，經常有校外人來用五十張或八十張課桌，十二支或二十支洋蠟把兩三個或五六個從別處到長治來的客人包圍在核心，向他們發出一個問題又一個問題由他們回答──這叫做「座談會」。座談會很容易一下子就開到第一批洋蠟點完了，第二批洋蠟眼看又只剩一個頭。
1938年
12月
13日，在民族革命中學的民族革命室裡又開了一個特別長，意味也特別長的座談會：士紳座談會。
八路軍朱總司令是座談會中被包圍的中心人物。他還是第—次到長治，在三天的滯留中，馬不停蹄的到處走，帶了今春府城戰鬥中親自帶一連人上第一綫作戰的作風，親自出馬乾民眾運動的工作，到處演講，談話。
座談會的士紳中首先站起來說話的是一個穿黑馬褂的前山西高等法院院長。他一邊說一邊微傴着上身，用右手在洋蠟上空繞了又繞。他是講的戰略：要保衛山西，得在河北打擊敵人。不錯。
總司令只是和藹的笑笑，點點頭。還有一個穿皮大衣的胖紳士提出了「我們究竟要何年何月才可以打退日本兵？」很可笑。總司令又只是和藹的笑笑，可是當然不點頭。問題多得很，可是寫在小紙條上了。
總司令預備一塊解答。
「今晚這個座談會實在是一個懇親會，」這是總司令站起來說的第一句話。不錯，這個會到後半多少有點像懇親會了。老老少少，一團和氣不時發出來一陣陣笑聲。總司令首先分析了國際局勢，就不啻給聽眾看了一幅生動的漫畫：看，法西斯實在還夠不上做強盜，而是扒手。
扒手還是怕挨打的。這幾個法西斯窮國只有一把刀，就把刀拿出來東戳一戳，西晃一晃，嚇一嚇，弄一點便宜。「意大利有幾隻潛水艇，就用幾隻潛水艇去撞人家的船隻兵船也好，商船也好，在地中海冒起來了又縮下去了。」像美國這種有錢紳士，在這種場合就對法西斯蒂說：”你還不起錢就不要還得了，別那麼凶奄。”
蘇聯呢，明知道法西斯蒂是空頭，在打撲克里只是嚇唬人，所以隨時都預備說；「來吧，我看！」總司令用「就是這個道理」結束了許多話題的明白解釋，叫大家聽完了一想也覺得確乎就是這個道理。
總司令戴起眼鏡來了，又摘下來了：一張紙條上的看完了。他抬起頭來說了幾句，在講話的中間或者末尾不時的引起一片笑聲。問題本身也頗有些怪好玩的。主要是共產問題，總司令說：「在實現三民主義這一點上，共產黨很樂意和國民黨競賽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