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兩點鐘，靈柩離開了殯儀館，送葬的行列是很有秩序的。許多人悲痛地唱着輓歌。此外便是嚴肅的沉默。
到了墓地，舉行了儀式以後，十三四個人抬起了靈柩。那個剛剛在紀念堂上讀了哀詞的朋友，突然從人叢中跑出來，把他的手掌也放在靈柩下面。我感動地想：在這一刻所有的心都被躺在靈柩中的老人連接在一起了。
在往墓穴去的途中，靈柩愈來愈重了。那個押柩車來的西洋人跑來感動地用英語問道：「我可以幫忙嗎？」我點了點頭。他默默地把手伸到靈柩下面去。
到了墓穴已經是傍晚了，大家把靈柩放下。一個架子上綁着兩根帶子，靈柩就放在帶子上面。帶子往下墜，靈柩也跟着緩緩地落下去。人們悲聲低唱安息歌。
在暮色蒼茫中，我只看見白底黑字的旗子「民族魂」漸漸地往下沉，等它完全停住不動時，人們就把水門汀的墓蓋抬起來了。一下子我們就失去了一切。
「安息吧，安息吧……」這簡直是一片哭聲。
儀式完畢了，上弦月在天的一角露出來。沒有燈光。在陰暗中群眾像退潮似地開始散去了。……
夜晚十點鐘我疲倦地回到家裡，接到了一個朋友的來信，他說：
「……我如果不是讓功課絆住，很想到殯儀館去弔周先生。人死了，一切都成為神聖的了。他的人格實在偉大。他的文章實在深刻……」
事實上，寫信的人今天正午還到殯儀館來過。我那時看見他，卻不知道他已經寄發了這樣的信。
我的書桌上擺了一本《中流》。我讀了信，隨手把刊物翻開，我見到這樣的一句話，便大聲念了出來：
「他的垂老不變的青年的熱情，到死不屈的戰士的精神，將和他的深湛的着作永留人間。」
朋友，我請你也記住這一句話。這是十分真實的。
1936年
10月
22日
選自《短簡
二》
紀念友人世彌
巴 金
我想不到我會來寫這樣的文章，記憶逼着我寫。記憶使我痛苦。甚至在這樣一個個人命運和民族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時代中，我還受着個人情感的熬煎。我不說我們民族的損失，固然世彌
即羅淑是中國的一個優秀的女兒；我不說我們文壇的損失，固然世彌的作品顯示了她未來的光輝的成就；因為在侵略者鐵蹄的踐踏下，許多青年有為的生命，許多優秀卓絶的文學才能已經變成了白骨黑灰。
為了一個民族的獨立和生存，這樣的犧牲並不算是昂貴的代價。許多人默默地死去，許多人默默地哀悼他們的死者，沒有誰出來發一聲不平的怨言。我也沒有權利把我個人的悲痛提出來加在這許多人的悲痛上面，促他們多回顧「過去」，給他們多添一分苦惱。他們需要的是「遺忘」，要忘記過去的一切，要忘記災禍與悲痛，像堂·吉珂德那樣地投身到神聖的抗戰中去。
然而我不能夠制止個人的悲痛，我無法補償個人的損失。這一個友人的死給我留下的空虛，到現在還不曾得到填補。記憶逼着我寫，悲痛逼着我寫，為了我自己，為了我的一些朋友，我要寫下這篇關於世彌的文章。
世彌是一個平凡的人，甚至在她的外貌上，人也看不出鋒芒。她寫過文章，但她的文筆並不華麗，那裡面有的是一種真實、樸素的美。她不喜歡表顯自己，她寫文章也不願意讓朋友們知道。她把她的熱情隱藏在溫厚的外表下。
許多人說她是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女性，卻少有人知道她是社會革命的鬥士。在我們這些友人中間，有時因為意見的分歧會損害友情，個人的成見妨害到事業的發展，然而她把我們
至少是我們中間的一部分人團結在一起。她的客廳彷彿成了我們的會所。但我們並不是同時去的，我們個別地去，常常懷着疑難和苦惱去求助于她。
她像長姊似地給我們解決問題，使我們得到安慰和鼓舞。她的考慮十分周到，她的話語簡單而有力量，我們都相信她，敬愛她。
她有一種吸引力把許多朋友拉到她的身邊，而且使他們互相接近瞭解。一個朝鮮朋友被日本人追緝得厲害的時候，他到上海來總是由她和她的丈夫款待，他就住在他們家裡，或者她替他轉信。那個朋友也是我的友人。艱苦的環境使他的頭髮在幾個月內完全變成了白色，但是他的精神並沒有衰老。
有一次我受了一個朋友的囑託從日本海軍陸戰隊佈崗警戒下的虹口帶了一支手槍，一百顆子彈和一包抗日檔案到她的家裡寄存。她毫不遲疑地收下了我提去的那口箱子，讓那些東西在她的家裡放了一年，到她離開上海時才讓另一個朋友拿去。這些事倘使她活着，她一定不讓我說出來，而我也不便寫。但是如今她和我已經成了兩個世界的人。
我不曾當着她的面說一句感激的話，我知道這會使她不高興。然而這時候思念割痛我的心，我願意讓人知道我們從她那裡得過的恩惠。要是這觸犯了她，她也會原諒她的朋友，因為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我不敢想，有時候我甚至不能相信世彌的死訊是真實的。去年九月八日上海西車站的分別彷彿還是昨天的事。上海淪陷後她和宗融打過急電來探問我的安全，又屢次寫信勸我離開「孤島」。我答應今年到他們那裡去。
如今我失了約，而她也不能活着來責備我了。
這三四年來，我在生活裡、事業遇到各種麻煩。我究竟缺乏忍耐，我不能從容地應付一切，常常讓自己沉溺在苦惱中間。朋友不寬恕我，敵人不放鬆我。我不能嚴格地改正錯誤，我反而讓自己陷在絶望的心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