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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民族向另一民族宣戰時，他們是太嚴肅了，他們是半瘋狂的。他們深信自己是對的，上帝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具有健全常識的幽默家是不會這麼想的。你可以聽見蕭伯納在大喊愛爾蘭是錯誤的，一位柏林的諷刺畫家說一切錯誤都是我們的，布朗宣稱大半的蠢事應由美國負責，可以看見利科克坐在椅子上向人類道歉，溫和地提醒我們說，在愚蠢和愚憨這一點上，沒有一個民族可以自譽強過其他民族。
在這種情形之下，大戰又何至于能引起呢‧
那麼是誰在掀起戰爭呢‧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有能力的人、聰明的人、有計劃的人、謹慎的人、有才智的人、傲慢的人、太愛國的人、那些有「服務」人類慾望的人，那些想創造一些事業給世人一個「印象」的人，那些希望在什麼場地裡造一個騎馬的銅像來睥睨古今的人。很奇怪，那些有能力的人、聰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時，也就是最懦弱而糊塗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氣、深刻和機巧。他們永遠在處理瑣碎的事情。他們並不如那些心思較曠達的幽默家更能應付偉大的事情。
如果一個外交家不低聲下氣地講話，裝得戰戰兢兢、膽怯、拘束、謹慎的樣子，便不成其為外交家。——事實上，我們並不一定需要一個國際幽默家的會議來拯救這世界。我們大家都充分地潛藏着這所謂幽默感的東西。當歐洲大戰的爆發，真在一髮千鈞的當兒，那些最劣等的外交家，那些最「有經驗」和自信的，那些最有野心的，那些最善於低聲下氣講話的，那些最會裝得戰戰兢兢、拘束、謹慎的模樣的，甚至那些最切望于「服務」人類的外交家，在他們被派遣到會議席上去時，只稍在每次上午及下午的開會議程中，撥出十分鐘的辰光來放映米老鼠影片，令全體外交家必須參加，那麼任何戰爭依舊是可以避免的。
我以為這就是幽默的化學作用：改變我們思想的特質。這作用直透到文化的根底，並且替未來的人類，對於合理時代的來臨，開闢了一條道路。在人道方面我覺得沒有再比合理時代更合崇高的理想。因為一個新人種的興起，一個浸染着豐富的合理精神，豐富的健全常識，簡樸的思想，寬和的性情，及有教養眼光的人種的興起，終究是惟一的重要事體。
人類的理想世界不會是一個合理的世界，從任何意義上說來，也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世界，而是一個缺陷會隨時被看出，紛爭也會合理地被解決的世界。對於人類，這是我們所希冀的最好東西，也是我們能夠合理地冀望它實現的最崇高的夢想。這似乎是包含着幾樣東西：思想的簡樸性，哲學的輕逸性和微妙的常識，才能使這種合理的文化創造成功。而微妙的常識，哲學的輕逸性，和思想的簡樸性，恰巧也正是幽默的特性，而且非由幽默不能產生。
這樣的一個新世界是很難想象的，因為它跟我們現在的世界是那麼不同。一般地講起來，我們的生活是過于複雜了，我們的學問是太嚴肅了，我們的哲學是太消沉了，我們的思想是太紛亂了。這種種嚴肅和紛亂的複雜性，使現在的世界成為這麼一個淒慘的世界。
我們現在必須承認：生活及思想的簡樸性是文明與文化的最崇高最健全的理想，同時也必須承認當一種文明失掉了它的簡樸性，而浸染習俗，熟悉世故的人們不再回到天真純樸的境地時，文明就會到處充滿困擾，日益退化下去。於是人類變成在他自己所產生的觀念、思想、志向和社會制度之下，當着奴隷，擔負這個思想、志向和社會制度的重擔，而似乎無法擺脫它。幸而人類的心智尚有一種力量，能夠超脫這一切觀念、思想、志向而付之一笑，這種力量就是幽默家的微妙處。幽默家運用思想和觀念，就像高爾夫球或彈子戲的冠軍運用他們的球，或牧童冠軍用他們的繮繩一樣。
他們的手法，有一種因熟練而產生的從容，有着把握和輕快的技巧。總之，只有那個能輕快地運用他的觀念的人，才是他的觀念主宰，只有那個能做他的觀念主宰的人，才不被觀念所奴役。嚴肅終究不過是努力的標記，而努力又只是不熟練的標誌。一個嚴肅的作者在觀念的領域裡是獃笨侷促的，正似一個暴發戶在社交場中那樣獃笨而不自然一樣。
他很嚴肅，因為他和他的觀念相處還不曾達于自然。
說起來有點矛盾，簡樸也就是思想深刻的標誌和象徵。在我看來，在研究學問和寫作上，簡樸是最難實現的東西。欲求思想明澈已經是一樁困難的事情，然而簡樸更須從明澈中產生出來。當一個作家在促使一個觀念時，我們也可說那觀念在促使他。
這裡有一樁普通的事實可以證明：一個剛從大學裡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出來的大學助教，他的講辭總是深奧繁雜，極其難於理解，只有資格較老的教授們才能把他的思想單純地用着簡明易解的字句表達出來。如果一個年輕的助教不用他自矜博學多才的語句來講解時，他確有出類拔萃而遠大的前途。由深奧到簡樸，專家到思想家，其間的過程，根本是一種知識的消化過程，我認為是和新陳代謝的作用完全一樣的。一個博學的學者，須把那專門知識消化了，並且和他的人生觀察聯繫起來，才能夠用平易簡明的語句把這樣專門知識貢獻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