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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孩子的夢想比別人更為明晰,而且他們也有一種使夢想實現的力量;在另一方面,當我們年紀較大的時候,我們把那些較不明晰的夢想忘掉了。我們一生想把我們幼年時代那些夢想說出來,可是「有時我們還沒有找到所要說的話的時候已經死了」。
國家也是這樣。國家有其夢想,這種夢想的回憶經過了許多年代和世紀之後依然存在着。有些夢想是高尚的,還有一些夢想是醜惡的,卑鄙的。征服的夢想,和比其他各國更強大的一類夢想,始終是噩夢,這種國家往往比那些有着較和平夢想的國家憂慮更多。
可是還有其他更好的夢想,夢想著一個較好的世界,夢想著和平,夢想著各國和睦相處,夢想著較少的殘酷,較少的不公平,較少的貧窮和較少的痛苦。噩夢會破壞人類的好夢,這些好夢和噩夢之間發生着鬥爭和苦戰。人們為他們的夢想而鬥爭,正如他們為他們塵世的財產而鬥爭一樣。於是夢想由幻象的世界走進了現實的世界,而變成我們生命上一個真實的力量。
夢想無論多麼模糊,總會潛藏起來,使我們的心境永遠得不到寧靜,直到這些夢想變成現實的事情,像種子在地下萌芽,一定會伸出地面來尋找陽光。夢想是很真實的東西。
我們也有產生混亂的夢想和不與現實相符的夢想的危險。因為夢想也是逃避的方法;一個做夢者常常夢想要逃避這個世界,可是不知道要逃避到哪裡去。知更鳥往往引動浪漫主義者的空想。我們人類有一種強烈的慾望,想和今日的我們不同,想離開現在的常軌,因此任何可以促成變遷的事物,對一般人往往有一種偉大的誘力。
戰爭總是有吸引力的,因為它使一個城市裡的事務員有機會可以穿起軍服,紮起綁腿布,有機會可以免費旅行。同時,休戰或和平對在戰壕裡度過三四年生活的人總是很需要的,因為它使一個兵士有機會可以回家,可以再穿起平民的衣服,可以再打上一條紅色的領帶,人類顯然是需要這種興奮的。如果世界要避免戰爭的話,各國政府最好實行一種徵兵制度,每隔十年便募集二十歲至四十五歲的人一次,送他們到歐洲大陸去旅行,去參觀博覽會之類的盛會。英國政府正在動用五十億英鎊去實現重整軍備的計劃,這筆款子儘夠送每個英國國民到裡維埃拉去旅行一次了。
理由當然是:戰爭的費用是必需的,而旅行卻是奢侈。我覺得不很同意:旅行是必需的,而戰爭卻是奢侈。
此外還有其他的夢想。烏托邦的夢想和長生不死的夢想。長生不死的夢想是十分近人情的夢想——這種夢想是極為普遍的——雖則它是像其他夢想一樣地模糊。同時,當人類真的可以長生不死的時候,他們卻很少知道要做什麼事情。
長生不死的慾望終究和站在另一極端的自殺心理很是相似。兩者都以為現在的世界還不夠好。為什麼現在的世界還不夠好呢‧我們對這問題本身所感覺到的驚異,應該會比對這問題的答案所感覺到的驚異更大,如果我們春天到鄉間去遊覽一番的話。
關於烏托邦的夢想,情形也是如此。理想僅是一種相信另一世態的心境,不管那是什麼一種世態,只要和人類現在的世態不同就得了。理想的自由主義者往往相信本國是最壞不過的國家,相信他所生活的社會是最壞不過的社會。他依然是那個照單點菜的餐館裡的傢伙,相信鄰桌的顧客所點的菜餚,比他自己所點的更好吃。
《紐約時報》「論壇」的作者說,在這些自由主義者的心目中,只有俄國的第聶伯水閘
Dnieper Dam是一個真正的水閘,民主國家間不曾建設過水閘。當然只有蘇聯才造過地底車道啦。在另一方面,法西斯的報紙告訴他們的民眾說,人類只有在他們的國度裡才找得到世界惟一合理的、正確的、可行的政體。烏托邦的自由主義者和法西斯的宣傳的危險便在這裡,為補救這種危機起見,他們必須有一種幽默感。
論解嘲
人生有時頗感寂寞,或遇到危難之境,人之心靈,卻能發了妙用,一笑置之,於是又輕鬆下來。這是好的,也可看出他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這樣的度量,所以成其偉大。希臘大哲人蘇格拉底娶了姍蒂柏
Xantippe。
她是有名的悍婦,常作河東獅吼。傳說,蘇氏未娶之前,已經聞悍婦之名,然而蘇氏還是娶她。他有解嘲方法,說娶老婆有如禦馬,禦馴馬沒有什麼可學,娶個悍婦,于修心養性的功夫大有補助。有一天家裡吵閙不休,蘇氏忍無可忍,只好出門。
正到門口,老太太由屋頂倒一盆水下來,正好淋在他的頭上。蘇氏說:「我早曉得,雷霆之後必有甘霖。」真虧得這位哲學家雍容自若的態度。
林肯的老太婆,也是有名的,很潑辣,喜歡破口罵人。有一天一個送報的小孩子,十二三歲,不知道是送報太遲,或有什麼過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惡罵,詈不絶口。小孩去向報館老闆哭訴,說她不該罵人過甚,以後他不肯到那家送報了。這是一個小城,於是老闆向林肯提起這小事。
林肯說:「算了吧!我能忍她十多年。這小孩子偶然挨一兩頓罵,算什麼?」這是林肯的解嘲。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林肯以後成為總統,據他小城的律師同事赫恩頓
Herndon的傳記,可以歸功于這位太太。赫恩頓書中說,林肯怪可憐的。星期六半夜,大家由酒吧要回家時,獨林肯一人不大願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頭地,簡練機警,應對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學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