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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散文 - 109 /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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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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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

問題是,要取得職務,就必須有一個進士的資格。可王之渙卻連連落榜,一直未能進士及第。這不但制約了他進入唐政府,而且也給他以傷害,他為自己不是進士而深深羞愧。好在他還是一個著名的詩人,遂轉而到處拜見權貴,以求得支持。

王之渙的功夫似乎是沒有白費的,因為他畢竟謀到了縣尉的一個位子。


  

不知道詩人自己是什麼感覺,在我看起來,這無非是唐帝國對詩人的一種安慰而已。



孟浩然小王之渙一歲,是襄州襄陽人。在他出生那年,酷吏周興濫捕濫殺,長安牢滿為患,一片恐怖。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

野曠天低樹,江青月近人。

這首詩讓我覺得很是淒清,還有一種幻滅之感,但它綿綿的魅力,卻彷彿山澗之水一樣在靜靜流淌,無休無止。

盂浩然在四十歲之前,一直隱居鹿門山,但隱居卻不是他的目的。

公元728年,孟夫子感覺時候到了,便拿起行囊,關了柴扉,走出了鹿門山。他來到長安,準備參加進士應試。他還是有信心的,並遵高人之囑,把自己的詩贈給社會賢達,以擴大影響。

他一向敬仰張九齡,也就把自己的詩贈給張九齡了。但不知道什麼地方出了錯,孟夫子卻未能成為進士,這顯然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離開長安,他作了一次吳越之旅,之後回到故鄉。過了幾年,張九齡下放荊州做刺史,忽然想起孟夫子,遂招其在他的幕府工作。由於都是詩人,他們互相唱和,多少減輕了人生的失意和苦澀。

我感到孟浩然是一個內向的詩人,一個自尊的詩人,也是一個善良而謙遜的詩人。我可以想象他落榜之後的沮喪與虛弱。

我彷彿看見了他孤獨地走在長安街上的樣子。我能體會他的酸楚和傷感。



王昌齡小孟浩然一歲,生於公元690年,但他的故鄉在何處,卻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根據一些零星的記錄判斷,詩人大約屬於關中人。

在王昌齡出生那年,武則天終於自封為皇帝,從幕後走到了台前。武則天在登基之年的一個創舉是,為選拔人才,她下令要用密封捲子。之後,在中國,把考試捲子密封起來的辦法,一用竟是一千年之久,這也許是武則天所不料的吧!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這當然是王昌齡的詩。大約過了幾個世紀,明帝國有一位文化人李攀龍將這首詩推崇為唐詩七絶的壓卷之作。以後,著名學者沈德潛進而指出了其詩的高妙。我吟詠這首詩,體會深的則是詩人性格的凌厲,激情的噴湧,及其那個時代所有的一種建功立業的精神。

王昌齡可能去過中國西部蕭關一帶,還去過楚河流域的碎葉。詩人在唐政府秘書省工作的時候,已經近乎四十歲了,之後當汜水縣尉,再當江寧縣丞,顯然官越當越小了。王昌齡的問題出在言論放誕,行為傲慢,得罪了權貴,從而使自己一貶再貶。

在貶謫嶺南那一次,他必須經過襄州襄陽,遂登門看望了孟浩然。孟夫子為王昌齡的到來而非常高興,又是喝酒,又是吃魚,竟使他身上的毒瘡暴發,於是樂極生悲就死了。

王昌齡在嶺南得過且過,總是天真地認為貶謫是暫時的,他將回到長安,因為他有冰心一片,豈不知唐政府根本就不發給他調令。一直到安史之亂,他才離開嶺南,不料他竟在回家路上遇到了麻煩。他到唐濠州的時候,濠州刺史間丘曉莫名其妙地逮捕了王昌齡,並狠毒地殺了他。


  
十一

大約在王昌齡出生十年前後,王維出生。那一年從邊境傳回的捷報是,唐軍打敗了侵犯涼州的吐蕃,於是長安就張燈結綵,鞭炮轟鳴,處處有喜慶色彩。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維家在蒲州,不過他很小便到長安來了。在十七歲那年, 他一個人居于客棧,適逢重陽節,長安街上滿是快樂的人,他觸景生情,想起了遠在故鄉的兄弟,遂作了這首詩。

十七歲能寫作如此雋永的詩,可見王維的天分了。他以其輝煌的文學業績,奠定了一個傑出詩人的地位。必須承認,不管是在藝術造詣方面還是在內容的拓展方面,王維對唐詩的發展都有巨大的貢獻。王維不但是傑出的詩人,還是優秀的畫家,並擅長音樂,其全面的修養,是連蘇軾也極其欣賞的。

也許王維應該算是一個順利的詩人,他二十二歲進士及第,隨之得到張九齡的擢升而在唐政府擔任了右拾遺,相當於現在的紀律檢察委員會的幹部,是對文武百官進行考核和規諫的官員。能夠得到張九齡的器重當然是好事,不過在張九齡與李林甫產生矛盾之後,好事便變成壞事了。他不得不夾着尾巴做人,甚至是前怕狼後怕虎,惟恐自己捲入矛盾之中。他知道自己身處夾縫,稍稍不慎,便會惹禍。

在唐政府工作,王維似乎難以輕鬆和瀟灑。有一件事情頗能反映他緊張的精神狀態。孟浩然在長安的時候,有一天應邀到王維的辦公室去。詩人相聚,當然要切磋一下藝術,不料正在討論之際,唐玄宗來了。

王維驚慌之極,他不但不敢榮幸地向唐玄宗介紹孟夫子,反而要委屈孟夫子,讓他趕快爬到床下,以防唐玄宗發現。

不過王維真正的災難,是由安史之亂引起的。事情發生在公元756年,當時安祿山的部隊即將攻人長安,唐玄宗知道來者不善,遂率第一家庭及唐政府主要官員放棄京師,向成都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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