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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領袖的服從與忠誠絶不是封建式的愚忠。他是基于領袖是黨的核心、是黨統一的標誌這一原則耗威信這一事實，從唯物史觀撼標準出發來嚴格要求自己的。為了大局，在前幾次會上他已把反冒進的責任全攬在自己身上，現在還要怎樣深挖呢？而這深探遊走的筆刃又怎樣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傷實情，不傷國事大局呢？天亮時，秘書終於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這樣一句：「我與主席多年風雨同舟，朝夕與共，還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恩來指着「風雨同舟，朝夕與共」八個字說，怎麼能這樣提呢？你太不懂黨史。
說時眼眶裡已淚水盈盈了。秘書不知總理苦，為文猶用昨日辭。幾天後，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作完檢討，並委婉地請求辭職。結論是不許辭。
哀莫大於心死，苦莫大於心苦，但痛苦更在於心雖苦極又沒有死。周恩來對國對民對領袖都痴心不死啊，於是他只有負起那讓常人看來無論如何也負不動的委屈。
總理的六無是去不留眩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後總理已經到了彌留之際。這時中央領導對總理病情已是一日一問，鄧穎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總理將去之時正是中央領導核心中魚龍混雜、忠奸共處的混亂之際。奸佞之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問卻又暗藏殺機。
這時忠節老臣中還沒有被打倒的只有葉劍英了。葉帥與總理自黃埔時期起便患難與共，又共同經歷過黨史上許多是非曲直。眼見總理已是一日三厥，氣若游絲，而「四人幫」又乘危滿，葉帥心亂如麻，老淚縱橫。一日，他取來一疊白紙，對病房值班人員說，總理一生顧全大局，嚴守機密，肚子裡裝着很多東西，死前肯定有話要說，你們要隨時記下。
但總理去世後，值班人員交到葉帥手裡的仍然是一疊白紙。
當真是總理肚中無話嗎？當然不是，在會場上，在向領袖彙報時，在棟四人幫”鬥爭時，在與同志談心時，該說的都說過了，他覺得不該說的，平時不多說一字，現在並不因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負責任，隨心所。總理的辦公室和臥室同處一棟，鄧疑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幹，但總理工作上的事鄧疑超自動迴避，總理也不與她多講一字。總理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一把，秘書一把，警衛一把，鄧疑超沒有，她要進辦公室必須先橋。周總理把自己一劈兩半。
一半是公家的人，黨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傢俬，也有個人豐富的內心世界，但是這兩部分涇渭分明，絶不相混。周恩來與鄧疑超的愛可謂至純至誠，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們兩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給子，但決不能搭上公家的一點東西；反過來子對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關心，但決不能關心到公事裡去。
總理與鄧大這對權高德重的伴侶堪稱是正確處理家事國事的楷模。詩言志，為說心裡話而寫。總理年輕時還有詩作，現在東瀛島的詩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嵐山》。皖南事變驟起，他憤怒地以詩承：「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但解放後，他除了公文報告，溶少有詩。當真他的內心情感之門關閉了嗎？沒有。工作人員回憶，總理工作之餘也寫詩，熒筆寫在信箋上，反覆改。但忻後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紙簍，宛如一群夢中的蝴蝶。
除了工作，除了按照黨的決定和紀律所做的事，他不願再表白什麼，留下什麼。瞿秋白在臨終前留下一篇《多餘的話》將一個真實的我剖析得淋漓盡致，然後昂然就義，捨身成仁。坦白是一種崇高。周恩來在臨終前只留下一疊白紙。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就無我，我肝言哉？不必再說，又是一種崇高。
周恩來的六個「大無」，說到底是一個無私。公私之分古來有之，但真正的大公無私自始。一九九八年是周恩來誕辰一百周年，也是劃時代的《宣遜發表一百五十週年。是這個《宣遜公開提出要消滅私有制，要求每個黨員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
我敢大膽說一句，一百五十年來，實踐《宣遜精神，將公私關係處理得這樣徹底、完，達到如此絶妙之境者，周恩來是第一人。因為即使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也沒有他這樣長期處于手握黨權、政權的惑和身處各種矛盾的煎熬。總理在甩脫自我，真正實現「大無」的同時卻得到了別人沒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種傾城傾國，傾倒聯合國的風貌，特別是他的大愛大德。
他愛心博大，覆蓋國家、人民和整個世界。你看他大至處理國際關係，小至處理人際關係無不充滿濃濃的、厚厚的愛心。帝國主義和中國人民、中國曾是積怨如山的，但是戰爭結束後，一九五四年周恩來第一次與國代表團在日內瓦見面時就發出友好的表示，雖然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絶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來還是滿臉的寬厚與自信，就是這種寬厚與自信，終於吸引尼克森在我們立國二十一年後，橫跨太平洋到中國來與周恩來握手。國共兩黨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蔣介石曾以巨額大洋懸賞要周恩來的頭。
當西安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已成階下囚，國人皆曰可殺，連曾經向蔣介石右傾過的陳獨秀都高興地連呼打酒來，蔣介石必死無疑。但是周恩來卻帶了十個人，進到刀槍如林的西安城去與蔣介石握手。周恩來長期代表與國民黨談判，在重慶，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後，這些敵方代表竟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