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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青陽住了一日，便往貴州和劉顯世磋商。劉顯世當然也沒有不讚成之理。滇、黔兩省說妥以後，方來和熊克武說明，熊克武更是喜歡。當下便組織一個川滇黔聯軍總司令部，以圖進占四川，向外發展。
這計劃告成以後，石青陽便又跑到廣東來和孫中山先生接洽。孫中山先生原是隻求國家人民有利，不講私人權利如何的，見他們肯北伐曹、吳，立刻便引為同志，並推唐繼堯為副元帥，以便率軍北伐，便宜處理一切。這時因東南的形勢緊張，所以石青陽又以川滇黔聯軍總司令代表的名義，來請師期。這時中山已決定北伐，當時便即擬定了一個北伐宣言，原文道：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專制政體暨滿洲征服階級，本已得所借手，以從事于目的之貫徹。假使吾黨當時能根據于國家及民眾之利益，以肅清反革命勢力，則十三年來政治根本，當已確定，國民經濟教育犖犖諸端，當已積極進行。革命之目的縱未能完全達到，然不失正鵠，以日躋于光明，則有斷然者。
原夫反革命之發生，實繼承專制時代之思想，對內犧牲民眾利益，對外犧牲國家利益，以保持其過去時代之地位。觀于袁世凱之稱帝，張勛之復辟，馮國璋、徐世昌之毀法，曹錕、吳佩孚之竊位盜國，十三年來，連續不絶，可知其分子雖有新陳代謝，而其傳統思想，則始終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惡勢力，以北京為巢窩，而流毒被于各省。間有號稱為革命分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據于國家及民眾之利益者，則往往志操不定，受其吸引，與之同腐，以釀成今日分崩離析之局，此真可為太息痛恨者矣。
反革命之惡勢力所以存在，實由帝國主義卵翼之使然。證之民國二年之際，袁世凱將欲摧殘革命黨以遂其帝制自為之慾，則有五國銀行團大借款于此時成立，以二萬萬五千萬元供其戰費。自是厥後，歷馮國璋、徐世昌諸人，凡一度用兵于國內，以摧殘異己，則必有一度之大借款，資其揮霍。及乎最近曹錕、吳佩孚加兵于東南，則久懸不決之金佛郎案即決定成立。
由此種種，可知十三年來之戰禍，直接受自軍閥，間接受自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可疑者。今者，浙江友軍為反抗曹錕、吳佩孚而戰，奉天亦將出於同樣之決心與行動，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師北向，與天下共討曹錕、吳佩孚諸賊，于此有當鄭重為國民告，且為友軍告者。此戰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惡勢力。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
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絶，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也。中國國民黨之最終目的，在於三民主義，本黨之職任，即為實行主義而奮鬥，故敢謹告于國民及友軍曰：吾人顛覆北洋軍閥之後，必將要求現時必需之各種具體條件之實現，以為實行最終目的三民主義之初步。此次暴發之國內戰爭，本黨因反對軍閥而參加之，其職任首在戰勝之後，以革命政府之權力，掃蕩反革命之惡勢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謀自治。尤在對外代表國家利益，要求重新審訂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即取消此等條約中所定之一切特權，而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以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
蓋必先令中國出此不平等之國際地位，然後下列之具體目的，方有實現之可能也。
一、中國躋于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力得充分發展。
二、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
三、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得因其團結力之增長，而有改善之機會。
四、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高，商業始有繁盛之新機。
五、文化及教育等問題，至此方不落于空談。以經濟之發展，使智識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國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智識階級之失業問題，失學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
六、中國新法律更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而能普及于全國領土，實行于一切租界，然後陰謀破壞之反革命勢力，無所憑藉。
凡此一切，當能造成鞏固之經濟基礎，以統一全國，實現真正之民權制度，以謀平民群眾之幸福。故國民處此戰爭之時，尤當亟起而反抗軍閥，求此最少限度之政綱實現，以為實行三民主義之第一步。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此外又下了三個命令道：
去歲曹錕骫法行賄，瀆亂選舉，僭竊名器，自知倒行逆施，為大義所不容，乃與吳佩孚同惡相濟，以賣國所得，為窮兵黷武之用，藉以摧殘正類，消除異己，流毒川、閩，四海同憤。近復嗾其鷹犬，隳突浙江，東南富庶，橫罹鋒鏑，似此窮凶極戾，誠邦家之大憝，國民之公仇。比年以來，分崩離析之禍烈矣，探其亂本，皆由此等狐鼠憑藉城社，遂使神州鼎沸，生民丘墟。本大元帥夙以討賊戡亂為職志，十年之秋，視師桂林，十一年之夏，出師江右，所欲為國民剪此蟊賊，不圖宵小竊發，師行頓挫，遂不得不從事掃除內孽，綏緝亂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