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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羅伊德在《亞里士多德思想的成長與結構》中說:「亞里士多德對詩的討論是枯燥的、分析的,而且有著明顯的缺點。他的分析有時像是虛偽的,像他以劇中人之道德性格來分辨喜劇及悲劇,或命運的轉變是最好的劇情。他的許多觀念是他將伊底帕斯傳說當作其理想的主要模式,但這一個劇本在一些方面來說不是標準的劇本,這使他在決定劇本結構的方式上採取較狹窄的觀點。再者,他確信過去的各種風俗、悲劇、詩歌等在他當時都已達到極至形式,且融於生活之中。他認為規定悲劇或詩歌的長度(即嚴格限制)是危險的。他的整個討論是枯燥的,但卻有顯著的效果。詩應該有其整體性;希臘悲劇中,劇情是比角色之性格塑造重要,這一點是比另一個相對的觀點——
19世紀浪漫派對悲劇英雄的崇拜看法要好。在文學批評上,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將詩學由柏拉圖之捨棄物中拯救出來。他反對柏拉圖,強調詩的嚴肅面及道德價值,論及詩所代表的是普遍的,儘管它是以特殊個體為代表。不同於柏拉圖,他堅持快樂是來自詩的欣賞,這種快樂不是狡猾的暗中活動,亦不是道德上之破損,而是毫無壞處,甚至有積極好處的感覺。」①
①G.羅伊德:《亞里士多德思想的成長與結構》(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第
183-
184頁。
喬納遜·伯內斯在《亞里士多德》一書中評論道:「亞里士多德的悲劇概念,對後來歐洲戲劇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但卻給人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之感。他的定義很難適應莎士比亞的偉大悲劇;更不必提現代劇作家的作品。他們的英雄和反面角色既沒有俄狄浦斯的社會地位,也沒有他的顯赫歷史。但是亞里士多德並沒有企圖建立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悲劇‘理論’。他只不過是告訴在希臘舞台的程式範圍內創作的同時代人應當怎樣編劇(他的告誡是奠基在對希臘戲劇史的大量經驗研究之上的)。」「亞里士多德對悲劇目的規定也顯得十分奇特。他強調悲劇對觀眾的情感和激情的影響。但悲劇詩人總是淨化觀眾們的憐憫和恐懼感嗎?即使如此,把情感淨化當作悲劇的首要功用是否合理呢?悲劇無疑有其情感作用,但也有其美學作用和認識作用」。「亞里士多德清楚地意識到這些作用,即使它們不是他的悲劇定義的主要特徵。《詩學》的許多篇幅都蘊含著對美學問題的論述,因為它討論‘帶有若幹裝飾的語言’以及悲劇所要求的韻節」。②
②喬納遜·伯內斯:《亞里士多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69-
170頁。
羅素在《西方的智慧》中說:「《詩學》並沒有一套成熟的藝術理論和美學理論。可是它清晰地提出了至今對文學批評仍有巨大影響的若幹準則。」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