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他感到有點緊張和傷感，他說：「我的右肺出血，好像我二哥和姑媽那樣，姑媽也死於肺結核。」第二天早晨當他決意返回「大旅館」時，又開始吐血了。奧博連斯基把他送到治療肺結核專家奧斯特羅烏莫夫的診所。
住進診所以後，契訶夫就對自己的健康不抱任何幻想，醫生的診斷是大面積肺結核。於是他要求弟妹不要把他的病情告訴父母，以免引起他們的焦慮。
契訶夫生病的消息很快傳開，他的朋友紛紛前來看他。來者一邊要他少講話，一邊又向他提出各種問題，或者拿出手稿向他請教，弄得他精力十分疲憊。有一天當看望他的人走光後，他躺在床上閉目養神，心想終於可以喘喘氣了，誰知托爾斯泰來看他，出於對這位文學前輩的崇敬，他強打精神，跟托爾斯泰談了一個多小時。托爾斯泰走後，他無法平靜下來，天亮時又吐血了。
奧斯特羅烏莫夫認為契訶夫的病需要長期休養，建議他減輕工作負荷，活動要有節制，多吃東西，特別不要再從事任何醫務工作，並建議他去法國南方，去裡維拉、尼斯療養。
在診所住了近半個月，醫生才讓他離所，於是他又回到了梅裡霍沃。這年
8月他孤身一人去法國尼斯，在那裡他度過了將近一年時間。
第十六章 「溫暖的西伯利亞」契訶夫生病以後，他的整個歲月就注定要遠離跟他心靈貼近的、難捨難離的莫斯科到南方消磨了。
他先在法國尼斯休養了一年，回國後長期在克里米亞住下。
這期間契訶夫經歷了他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些事情，使他的世界觀，他的政治覺悟，他的戲劇創作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德雷福斯案件法國南方的尼斯城是一個風光旖旎的地方，明媚的陽光，盛開的鮮花，青蔥的棕櫚、蔚藍的大海，構成了一幅美不勝收的風景畫。
契訶夫盡情享受着大自然的賜予，他感到心曠神怡，悠閒自得。他或在「英格蘭大道」散步，或坐在露天咖啡館看報，或欣賞露天樂隊演奏，什麼也不去想，儘量使自己放鬆。慢慢地他病情開始好轉，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那種孤獨的生活使他感到煩悶、憂鬱。而且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使他感到內疚。
於是他又開始寫起小說來。
他接連寫出了《彼什奈格人》《在故鄉》和《手推車》。這種帶病寫作的拚命精神，搞得他精疲力竭，結果他又吐血了。但是，他和往常一樣，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他在一封信裡說：「我不時地吐血，但絲毫不反映我的健康狀況，我像一頭還未配種的牛犢一樣，整天活蹦亂跳。
我至今沒有結婚，這是多麼幸運的事啊！我是個完全自由的人！」然而，話是這麼說，而病卻是客觀事實，他仍然繼續吐血，只是比在莫斯科時略好一些。
在尼斯，契訶夫對法國居民的文明程度頗為讚賞。在他的印象中，法國人總是溫文爾雅，富有教養，熱情好客，主持正義。他說：在這裡隨便碰到一條狗都有點文明味道，在商店和列車上，人們互相打招呼都用「你好」，連跟乞丐說話也稱之為「先生」。特別是那年
11月發生的德雷福斯事件，契訶夫對法國人主持正義、獨立思考的精神更為敬佩。
德雷福斯是法國總參謀部歐洲炮兵旅大尉，被指控為德國從事間諜活動，判處他終身監禁，併流放到「魔鬼島」服刑。然而這個罪名是毫無根據的，所謂叛國者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匈牙利血統的埃斯特哈茲，這已經被德雷福斯的兄弟公開揭露，軍隊上層人士出於盲目排斥猶太人的意圖，把德雷福斯作為犧牲品。
審判過程的卑鄙無恥，對一個無罪的人公開判刑，在全歐洲激起了極大憤慨。圍繞德雷福斯事件的鬥爭，後來竟變成了反動教權派和進步勢力之間激烈的爭論。為德雷福斯辯護，法國大作家左拉寫了致法國總統的《我的控訴》的公開信，發表在《震旦報》上。這是反對法國整個上層當權者，反對整個反動勢力的威嚴的意見書。
左拉指出法國參謀總部、軍事大臣、法院在明顯地說謊和誣衊。
因此，左拉被指控為侮辱政府罪，並給予法律制裁，判了他一年徒刑，撤銷了他的榮譽勛位。但是這個判決對反動當局是不利的，因為德雷福斯被判罪的檔案是偽造的，偽造檔案的主謀已被揭露出來了。
於是德雷福斯案件不得不進行複審，德雷福斯被從流放地帶回後，
1899年末二次開庭。為了顧全面子，反動當局仍堅持德雷福斯有罪，不過這一次「應予寬大處理」。其後，法國總統發佈了對他的赦免令。
契訶夫不僅密切注視着這個事件的發展，而且以他特有的審慎態度詳細地研究了審判的記錄材料。毫無疑問德雷福斯是無罪的，法國反動當局不僅陷害德雷福斯而且陷害左拉的行為引起了契訶夫的厭惡之情。
反動報刊包括蘇沃林的《新時代》都站在法國政府和軍隊一邊，誹謗誣衊德雷福斯和作家左拉。契訶夫本來希望說服俄國朋友相信左拉無罪，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蘇沃林竟然同意在其主辦的《新時代》上發表對左拉和德雷福斯充滿敵意的文章，誣衊為德雷福斯辯護的人都是接受了「歐洲工團」賄賂的人，這使契訶夫感到很失望。
2真正的光芒契訶夫無比敬佩左拉的正直和勇敢，他從尼斯寫信說：「絶大多數知識分子站在左拉一邊。自從抗議信發表以來，左拉的威望更高了，好像一陣輕風吹過，每個法國人都感覺到，多虧上帝，這個世界上還有正義，當一個無辜的人受到誣告時，會有人出來為之辯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