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
1月契訶夫來到首都，觀看劇本的排練、參與導演。他發現扮演伊凡洛夫的演員達維多夫高傲而又自滿，不接受他對人物的理解和演技的建議，每天跟他開展多次爭論。因此，在演出前夕，契訶夫缺乏信心，他預感到可能出現最壞的結局。
1889年
1月
31日，《伊凡洛夫》在聖彼得堡首次上演。出乎契訶夫的預料，演出在觀眾中引起了極大轟動，獲得了成功。演出結束後，契訶夫來到後台，向演員們祝賀，又走到前台，向觀眾致意。第二天，人們為他舉行了一個宴會，宴會的組織者舉杯向他祝賀，並把他比作不朽的格里鮑耶陀夫。
《伊凡洛夫》在聖彼得堡演出引起了全城的轟動，每天晚上演出一場，場場爆滿。人們都以能看到《伊凡洛夫》為時髦。觀眾紛紛向他寫信，祝賀他塑造了一批真實的符合時代感的人物。作家列斯科夫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一出富於智慧的戲劇，一個才華橫溢的劇作家。」
然而，也有一些批評家對這齣戲持否定態度，指責作者沒有賦予他的劇作以任何意義的啟示。契訶夫對這種批評不以為然。他認為文學藝術必須與政治分離。作家的責任是向人們提供他們喜歡的作品，而不是向人們宣傳政治。
那時他的思想上產生了說不清道不明的矛盾。一方面對劇本的成功自覺驚訝，一方面又為社會上給他的榮譽毫無意義而感到厭煩。說「我從中得到的，只是疲倦」。他心裡產生了「我為誰，為什麼寫作」的疑問，這個問題以後長時間困擾着他。
第九章 草原詩人的桂冠
1885年
12月契訶夫第一次去霧都聖彼得堡，以後經常來往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間。
在彼得堡他結識了許多老一輩和新一代文學界著名人士以及出版界的朋友，這既擴大了他的藝術視野，又為發表和出版自己的創作開拓了新的廣闊的園地。
《新時代》及其社長成了他那時最有力的支持者。這樣他的文學創作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1交好蘇沃林契訶夫自從與《新時代》合作以後，跟蘇沃林的友情日深，蘇沃林也千方百計對他施加影響。
蘇沃林是有影響的首都報紙的編輯，一個自學成才的有才華的時評家、小說家和戲劇作家，狡獪的沙皇宮廷顯貴。為了自己的報紙和寫作適合統治集團的強烈願望，他成了雙重生活的人。在
80年代「不問政治」的時期，自由主義者處在作家和政治家之間是不覺為怪的。蘇沃林在與文藝界的交往中，首先善於使人覺得他是一個文學家。
他的短篇小說有一定的成就，自由報刊討論他的作品時，完全掩蓋了他的政治傾向。
60年代，蘇沃林生活不怎麼好。他是農奴的孫子，農民的兒子。起初，在博布羅夫縣城一所學校當地理教帥，掙得的薪金比《海鷗》中的教師梅德韋傑科的薪金還少：梅德韋傑科月薪為
23盧布，而他只
14盧布
67戈比。
當他開始發表自己的短篇小說、隨筆時，就從博布羅夫遷到莫斯科，同妻子住在離城
10俄裡的一棟木房裡。在《現代人》擔任編輯時，他寫的專欄文章充滿了自由主義色彩。車爾尼雪夫斯基曾親自接見過他。書刊檢查機關禁止出他的作品，他自己承擔了責任。
後來按列·尼·托爾斯泰授意，寫了一些貧苦農民的生活報道，托爾斯泰還親自把稿酬送給他。
這是蘇沃林光榮的起點，但在後半生他把這光榮出賣和玷污了。
他曾有一段時間被認為是頗有影響的自由主義作家。他署名「無名卒」的諷刺小品大受歡迎。
但是，他很快就覺察到，要想得到更多的金錢、榮譽和權利，就必須依傍於政府。
1876年他以極低廉的價錢買下了首都一家小報《新時代》，從此便恬不知恥地擺出一副現存秩序維護者的姿態。這種
180°的大轉彎使他受到了知識界的鄙視，但卻使他得到了政府當局「慈父般的」保護。
年復一年地過去了。《新時代》成了俄國最大的報紙，影響越來越大。
他在報上發表自己的作品——推薦女廚師、女仆、保姆的廣告文藝，獲得了巨大的財富。以後又開辦了自己的出版社。並經沙皇政府特許，經營全俄鐵路線上的報刊書亭。財富越聚越多，成了腰纏萬貫的富翁，過着奢華的生活。
蘇沃林成了有錢有勢的主編，沙皇宮廷感到他不大可靠，開始對他進行「關照」。他也開始改變方針，適應環境，隨機應變，按謝德林的說法「適應卑鄙、下流」。《新時代》逐漸成了有害的罪惡團體的報紙。謝德林給《新時代》起了個諢名，叫做「有何吩咐？」蘇沃林的金錢和權勢是以不斷背叛內心深處的感情為代價換來的。
他在《新時代》上宣揚專制主義的好處，為沙皇政府效勞，但在自己的日記中卻譴責專制主義的殘暴和愚蠢。他是一個貨真價實的說謊能手，是一個十足的兩面派人物。
契訶夫第一次和蘇沃林接觸時，感到他是一個學識淵博、精力充沛、熱情溫和、忠實可靠的人。這種表面現象使他很快和蘇沃林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以後蘇沃林多次邀契訶夫去彼得堡，給予高規格的接待，並贈錢贈物，取他的歡心。邀請他去克里米亞的奧多西亞海邊自己的豪華別墅度假，到歐洲作一次長途旅行。
蘇沃林需要契訶夫，想使契訶夫變成自己的作家；契訶夫也需要蘇沃林及其《新時代》。儘管蘇沃林在自由派眼裡是沙皇政府的走狗，一個無恥之徒，但契訶夫決心永遠不參與激烈的政治鬥爭。契訶夫認為在哪裡發表作品，事實上都一樣，重要的是使小說真誠純潔，使小說服務于進步，而不是服務于反動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