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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妓院區格拉喬夫卡大街，緊靠聖·尼古拉教堂有一棟居民住宅樓，底層是比街面低的破爛不堪的地下室，牆上只有一兩個小通氣孔，室內非常窒悶潮濕，散髮出一股嗆人的霉味。從通氣孔往外望只能看見匆匆而過的行人的腿腳。走出地下室滿眼是低矮破舊的平房，骯髒齷齪的店舖和倚門招客的妓女。這裡只有貧困和墮落，痛苦和絶望。
這就是安東眼裡看到的他們全家的棲身之地。全家人，包括兩位來寄宿搭伙的大學生，共十來口就擁擠在這個小天地裡。此情此景使他初來莫斯科與親人團聚的歡樂倏然而逝。一種新的煩惱與憂愁襲上了心頭。
使他更煩惱的是，一家子像一盤散沙，沒有一個主心骨，缺乏勤奮自強的生氣。父親雖然已經在莫斯科對岸一位經營紡織品的巨商加夫裡洛夫的倉庫裡找到一份差事，但只有
30盧布的月薪，而且一個人在那兒食宿，除個人開銷外，所剩無幾。大哥亞歷山大也在外面過獨身生活。他是一個頗有才華，頗有學問的人，但幼稚荒唐，缺乏毅力。
他曾給報刊寫過幾篇文章，但成就甚微，幾經周折之後，就變得心灰意冷，整日鬱鬱寡歡、藉酒澆愁，生活極無條理，放蕩不覊，而且染上了說謊惡習。二哥尼古拉為人和善，待人寬厚，有繪畫和音樂天賦，但生活懶惰，體弱多病，且與煙酒交上了朋友，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弟弟伊萬、米舍爾和妹妹瑪麗，由於交不起學費，不能正常上學讀書，荒廢了學業。
面對這種情況，安東產生了一個念頭，不能像大哥亞歷山大那樣，為了個人而置苦難的家庭于不顧。他決心承擔起拯救這個家庭的責任。
他腦子裡盤算，他自己每月有
25盧布的獎學金，寄宿搭伙的同學每月交
60盧布的房租，加上父親的補貼及另一些不固定的微薄收入，只要精打細算，勤儉節約，是可以使一家人的生活得到保障的。因為父親離家獨居，回來甚少，母親又只管操持家務，遇事不敢做主。他十分清楚，現在只有他能做這個家的頂樑柱。
他應該擔當起家庭的全部物質和道德的責任，他應該關心全家人，應該把父親從加夫裡洛夫的老僕人的屈辱地位中解放出來，過上安靜日子；應該使母親擺脫繁重的家務勞動，得到休息；應該為瑪麗和米舍爾支付上中學的學費；應該為兩個哥哥竭盡兄弟之誼，輓救他們的才能，使之得到充分發揮。
當務之急是要改變生活環境。
在他到達莫斯科一個月後，便在格拉喬夫卡區另一棟樓房裡租了五個房間，離開了陰暗潮濕的地下室，搬進了寬敞明亮的新居。
3重振家業安東把家遷到新居以後，很快建立起一個勤奮勞動、生機盎然的新家庭。
米舍爾進了語法學校，瑪麗進了拉伊耶夫斯基女子中學，想當小學教員的伊萬進了莫斯科師範學校，契訶夫本人積極準備進莫斯科大學醫學院。
這位
19歲的既堅強又和藹的青年不知不覺成了一家之主，成了這個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和精神支柱。在他的帶動和影響下家裡的氣氛迅速起了變化，過去那種強制的家規，喝叱的秩序，體罰的教育被道德規範、說服教育、表率影響所代替。安東本人每週負責一天家務勞動，其餘由弟妹輪流負責。
他還承擔起弟弟米舍爾和妹妹瑪麗的教育責任，培養他們高尚的道德情操。
他對年幼的弟弟米舍爾特別關心，常以哥哥的情分，溫情地跟他交談，教導他衣着要整潔，對人要誠懇，不要說謊話，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公正無私。安東高尚的道德修養和為人表率的行動很快征服了全家人，包括最初懷疑他的人，他很自然地成了全家的中心。
巴維爾·葉戈洛維奇曾經是一個性格堅強的人，起初他半帶嘲諷地對待安托沙，就像原先對待亞歷山大和尼古拉一樣，而且他企圖保持住從前在塔甘羅格的秩序和自己的權威。不錯，他的權利被削弱了，因為家庭生活費用的擔子從他肩上轉移到了安東肩上。這是他無力改變的，只好暗自抱怨。隨着家庭狀況的好轉，他看在眼裡，喜在心裡，完全服氣了。
安東成了一家之主，是契訶夫家的大幸。安東一聲不響地連續不斷地一天又一天向塔甘羅格時期一切習慣和傳統攻擊，表現得那麼剛毅果斷，堅定不移，就像他父親巴維爾當年使用他的教育方式那樣。米舍爾回憶說：安東的意志在家中占了主導地位以後，在我們家忽然三天兩頭出現了直到那時我還沒有聽說過的嚴厲的訓誡：「這不真實」、「需要公正」、「不應該說謊」等等。
對謊言的極端憎惡是契訶夫整個品德最具個性特徵的表現，在他的日記中有這樣一句話：「誰說謊話，誰最卑污。”他後來寫的中篇小說《我的一生》中，一個老油漆匠有句口頭禪：“蚜蟲吃草，鐵鏽吃鐵，謊話腐蝕人心。」
實際上反映了契訶夫對謊言的危害性的看法。
那時契訶夫高尚的道德情操已經確立了。當還沒有去思考將來會成為作家時，他就本能地為自己的才能、為自己創作的權利而鬥爭，他無情地把一切奴性的東西從自己心上、從親人們心上消滅乾淨。那時他是為人的個性鬥爭；作為作家的個性，他還未來得及考慮。當他開始考慮作家的個性時，他已經有了明確的結論：作為人的自身修養和藝術家的自身修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他的道德感化力對全家人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每一個人都變得高尚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