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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作者的經歷,他有條件在這部自傳裡展示一個平民的世界,使我們看到十八世紀的女仆、聽差、農民、小店主、下層知識分子以及盧梭自己的平民家族:鐘錶匠、技師、小資產階級婦女。把這樣多的平民形象帶進十八世紀文學,在盧梭之前只有勒·薩日。但勒·薩日在《吉爾·布拉斯》中往往只是把這些人物當作不斷蔓延的故事情節的一部分,限于描寫他們的外部形象。盧梭在《懺悔錄》中則完全不同,他所注重的是這些平民人物的思想感情、品質、人格和性格特點,雖然《懺悔錄》對這些人物的形貌的描寫是很不充分的,但卻足以使讀者瞭解十八世紀這個階層的精神狀況、道德水平、愛好與興趣、願望與追求。在這裡,盧梭致力於發掘平民的精神境界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自然淳樸的人性、值得讚美的道德情操、出色的聰明才智和健康的生活趣味等等。他把他平民家庭中那親切寧靜的柔情描寫得多麼動人啊,使它在那冰冷無情的社會大海的背景上,象是一個始終召喚着他的溫情之島。他筆下的農民都是一些樸實的形象,特別是那個冒着被稅吏發見後就會被逼得破產的拿出豐盛食物款待他的農民,表現了多麼高貴的慷慨;他遇到的那個小店主是那麼忠厚和富有同情心,竟允許一個素不相識的流浪者在他店裡騙吃了一頓飯;他親密的夥伴、華倫夫人的男仆阿奈不僅人格高尚,而且有廣博的學識和出色的才幹;此外,還有「善良的小伙子」平民樂師勒·麥特爾、他的少年流浪漢朋友「聰明的巴克勒」、可憐的女仆「和善、聰明和絶對誠實的」瑪麗永,他們在那惡濁的社會環境裡也都發散出了清新的氣息,使盧梭對他們一直保持着美好的記憶。另一方面,盧梭又以不加掩飾的厭惡和鄙視追述了他所遇見的統治階級和上流社會中的各種人物:「羹匙」貴族的後裔德·彭維爾先生「不是個有德的人」;首席法官西蒙先生是「一個不斷向貴婦們獻慇勤的小猴子」;教會人物几乎都有「偽善或厚顏無恥的醜態」,其中還有不少淫邪的色情狂;貴婦人的習氣是輕浮和寡廉鮮恥,有的「名聲很壞」;至于巴黎的權貴,無不道德淪喪、性情刁鑽、偽善陰險。在盧梭的眼裡,平民的世界遠比上流社會來得高尚、優越。早在第一篇論文中,他就進行過這樣的對比:「只有在莊稼人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廷臣的綉金衣服下面,才能發現有力的身軀。裝飾與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為德行是靈魂的力量。」這種對「布衣」的崇尚,對權貴的貶責,在《懺悔錄》裡又有了再一次的發揮,他這樣總結說:「為什麼我年輕的時候遇到了這樣多的好人,到我年紀大了的時候,好人就那樣少了呢?是好人絶種了嗎?不是的,這是由於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社會階層已經不再是我當年遇到好人的那個社會階層了。在一般平民中間,雖然只偶爾流露熱情,但自然情感卻是隨時可以見到的。在上流社會中,則連這種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們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虛榮心的支配。」盧梭自傳中強烈的平民精神,使他在文學史上獲得了他所獨有的特色,法國人自己說得好:「沒有一個作家象盧梭這樣善於把窮人表現得卓越不凡。」
當然,《懺悔錄》中那種平民的自信和驕傲,主要還是表現在盧梭對自我形象的描繪上。儘管盧梭受到了種種責難和攻擊,但他深信在自己的「布衣」之下,比「廷臣的綉金衣服」下面更有「靈魂」和「力量」。在我們看來,實際上也的確如此。他在那個充滿了虛榮的社會裡,敢於公開表示自己對於下層、對於平民的深情,不以自己「低賤」的出身、不以他過去的貧寒困頓為恥,而宣佈那是他的幸福年代,他把淳樸自然視為自己貧賤生活中最可寶貴的財富,他驕傲地展示自己生活中那些為高貴者的生活所不具有的健康的、閃光的東西以及他在貧賤生活中所獲得、所保持着的那種精神上、節操上的丰采。
他告訴讀者,他從自己那充滿真摯溫情的平民家庭中獲得了「一顆多情的心」,雖然他把這視為「一生不幸的根源」,但一直以他「溫柔多情」、具有真情實感而自豪;他又從「淳樸的農村生活」中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處」,「心裡豁然開朗,懂得了友情」,雖然他後來也做過不夠朋友的事,但更多的時候是在友情與功利之間選擇了前者,甚至為了和流浪少年巴克勒的友誼而高唱着「再見吧,都城,再見吧,宮廷、野心、虛榮心,再見吧,愛情和美人」,離開了為他提供「飛黃騰達」的機遇的古豐伯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