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的羅馬政府一位市民曾帶著喜悅的心情高興地說，羅馬國王，在對在城門口歡迎他的紅衣主教和高級教士輕輕點頭之後，特別注意到元老們的服裝和像貌；而在這次最後的告別儀式上，帝國和共和國的擁護者友好地互相擁抱了。
根據羅馬的法律，她的第一位行政官員必須是一位法學博士，一位居住在距羅馬城至少
40英里以外的外地人，和羅馬居民之間不得有三輩以內的血緣或姻親關係。選舉每年舉行一次：對將離任的元老的所作所為要進行嚴格的審查；在他離任未滿兩年之前不得重新擔任同一個職務。
每年付給他豐厚的
3000弗羅林的薪金；他在公開場合以代表共和國君王的身份出現。他的袍子為金絲織錦緞或深紅色天鵝絨，在夏季則為較輕薄的綢緞：他手持一根象牙權杖；他的來臨總有喇叭聲為之先導；走在他前面的至少有
4位侍從宮或隨從，他們所執的紅色棍棒上包有金色或該城當時一般服裝的顏色。他在朱庇特神廟宣誓，肯定他的權力與義務，遵守並維護法律、限制驕縱分子、保護窮人，並在他的法律權限範圍內主持正義、實行仁政。他在行使這些有用的職能時另有三位學識淵博的外族人協助他工作：兩位副手和一位刑事審判官：他們經常審問的搶劫案、強姦案和謀殺案都得依法判決；而這些法律的不足之處卻給人以泄私仇和為了共同防禦進行武裝聯合的可乘之機。但是元老的職責只限于伸張正義：朱庇特神廟、國庫和本市的政府和它的土地都被交託給
3位監督官負責管理，他們每年要更換
4次：那
13個區的民兵則分別集合於他們各自的首領，或caporioni的旗幟下；其中第一人被加以領隊的特殊名號。人民立法機關由秘密的和一般的羅馬人議會組成。前者包括行政官員和他們的直接前任，再加上一些財務和法院官員，以及那分別為
13人、
26人和
40人的三個等級的議員；總共約為
120人之數。在一般羅馬人議會中所有男性公民都具有選舉權；他們這一特權的價值還由於隨時注意防止外族人盜用羅馬人的稱號和身份而更為提高了。
民主的騷亂依靠明智而堅持不懈的預先防範得到了控制；除非在公開的講壇或法庭上，任何人不得隨便演講；所有製造混亂的呼喊聲都受到壓制；多數人的意識由一次秘密投起來決定；他們的信條則在羅馬元老和人民的可敬的名義下四處傳播。由於秩序的建立總是逐漸與自由的衰落相關聯，因而很難劃定一個明確的時期，說在這段時期中這種政治理論已被精確地在長時間中變成現實。但是，在
1580年有人把古代的法令蒐集起來，整理成
3冊，在格雷戈裡十三世教皇的統治下，並得到他的同意，作為現行法令使用：這部民事和刑事法令就是這座城市的現代法律；而且，如果說那人民議會已被取消了，一位伴有三位監督官的外國元老仍然居住在朱庇特神廟的宮殿中。
愷撒們的政策曾多次被教皇們重新頒佈施行；羅馬的主教假裝着維護共和國的形式，而實際卻是在一個世俗和宗教的王國中，進行絶對的專治統治。
基督教教會政權梵蒂岡的宗教的雷霆有賴于輿論的力量；如果輿論為理智或熱情所代替，那雷聲便可能毫無作用地在天空中空響；而自己無能為力的教士們也便將無端遭受一位貴族或平民的殘暴的迫害。但是，自從他們從阿維尼翁返回來以後，聖彼得的鑰匙便受到了聖保羅之劍的保衛。羅馬城完全處于一座堅不可摧的堡壘的控制之下：大炮的使用對人民暴亂是一件強有力的鎮壓工具：在教皇的旗幟之下組織了一支正規的騎兵和步兵：他每年的豐厚的收入可以補充戰爭的需要；他還可以為了平息某座城市的叛亂，從他所管轄的廣大範圍內調去一支由懷有敵意的鄰人和忠心的臣民組成的部隊。自從弗拉拉和烏爾比諾的公爵領地合併以來，這個基督教國家的地域便從地中海延伸到了亞得里亞海，從那不勒斯延伸到了波河；並且早在
16世紀，這個廣袤而富饒的國家的大部分便已承認了羅馬教皇的合法要求，和他的世俗的統治地位。
他們的要求很容易從黑暗時期的真實的，或令人難以置信的捐贈中推算出來：對他們最後定居前的一系列步驟的研究將會使我們過深地陷入意大利的各種事務，或甚至歐洲的事務中去；亞歷山大六世的罪行、尤利烏斯二世的軍事行動、利奧十世的開明政策，這些都是那個時代的最高貴的歷史學家們曾大加描述的題目，在他們進攻得勝的初期，直到查理八世的遠征，教皇們完全可以和那些其軍事力量與他們相當或不及他們的附近的王公或城邦較量，而從不吃虧。但是，自從法蘭西、日耳曼和西班牙王國以強大的兵力爭奪對意大利的統治權之後，他們便開始以計謀彌補實力上的不足，並用諸多戰爭與條約的迷宮掩蓋住了他們一心要把野蠻人趕過阿爾卑斯山去的強烈意圖和長期的願望。
梵蒂岡微妙的平衡作用經常被在查理五世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的北部和西部士兵們破壞：克力門七世的軟弱和多變的政策，使他本人和他的領土都暴露于那位征服者的攻擊之下；於是羅馬被拋棄于一支比哥特人和汪達爾人更凶殘的無法無天的軍隊的柔躪之下達
7個月之久。在經歷了這一慘痛教訓之後。教皇們收斂了他們的几乎已得到滿足的野心，重新擔當起一個普通父親的角色，而且除了一次因基督的代理人和土耳其的蘇丹一同為反對那不勒斯王國而武裝起來，發生了一次魯莽的爭執之外，總儘力避免一切進攻性的敵對行為。
法蘭西人和日耳曼人終於撤出了戰場：米蘭、那不勒斯、西西里、薩丁和托斯卡尼的沿海地帶都被西班牙人牢牢佔領住；維持從
16世紀中葉到
18世紀之初几乎一直從未間斷的意大利的和平和依附地位，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
梵蒂岡聽命于那位天主教國王的宗教政策，並處于它的保護之下：他的偏見和利益使他在所有的爭吵中都站在皇帝一邊，反對人民；那些自由的朋友或法律的敵人不但得不到像他們從鄰近的城邦所得到的，鼓勵、幫助和庇護，而是反被置於那專制的鐵圈中四麵包圍起來。
長期服從的習慣和教育的結果，壓下了羅馬貴族與平民的造反精神。
貴族們忘卻了他們祖先的武力和派別活動，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奢侈和政府的奴僕。他們不再把田地產每年的收穫用來養活一群門客和追隨者，而是消耗在增加領主的歡樂，但降低他的力量的個人開銷上。科隆納和烏爾西尼在美化各自的宅邸和附屬教堂方面彼此爭強鬥勝；而它們的古老的輝煌氣派又有暴富起來的教皇家庭來與之比美或顯然超過。在羅馬已再聽不到自由和不和的呼聲了；這裡不再有奔騰的浪潮，而只有一個平靜無波的湖面，反映出人們無所事事和遭受奴役的景象。
一位基督教徒，一位哲學家和一位愛國者，在看到教士們所建立的世俗王國時都同樣會感到驚愕；而羅馬城本身的輝煌，以及對她的執政官們和勝利時刻的記憶似乎更加深了這種痛苦感受，並增大了對她的奴隷制度所感到的恥辱。如果我們心平氣和地衡量一下這一基督教政府的優點和缺點。
